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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时值国难，母校内迁，师资奇缺，尔等航海经年，深谙技巧，可否回国从教为母校分忧？”
　　这是1940年英国远洋轮“尼尔斯莫拉”号船长俞文农在大西洋上接到的一封电报。9天后，船舶进港，俞文农上岸便递交辞呈，放弃每月1800美金的高薪，只带了两套换洗衣物和32本专业书籍，回福建大田县农村当了名航海教师。因为电报那端，是一个他无法拒绝的名字——陈嘉庚。
　　1913年起，“橡胶大王”陈嘉庚就在家乡厦门集美陆续兴办了从幼儿园到大学的10多所学校，其中就有俞文农就读过的集美水产航海学校。学费、生活费分文不取，伙食费也全免，还有从国外订购的船只供实践。种种“大手笔”背后是陈嘉庚的深远思虑，海外打拼数十年，陈嘉庚深知海洋与国家命运的关系。
　　集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集美校友总会陈嘉庚研究工作委员会主任董立功说：“当时的中国可以说是有海无防、有海无权、有海无利。嘉庚先生看到这个局面以后就下定决心，一定要通过创办水产航海教育来培养航海人才，来开发国家的海洋资源，同时维护国家的海洋权益。”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次年厦门沦陷。在日军炮击和飞机频繁袭扰下，集美学校被迫内迁到三明市大田县的玉田村，一所航海学校落脚在距离海岸线140公里的群山深处。校舍是当地村民腾出的宗祠，但没有师资却是怎样都克服不了的困难。远在新加坡的陈嘉庚得知后，立即给众多集美毕业生发去电报。年近七旬的他亲自出面，一一恳请这些年轻人回校任教。电文里的一笔一划，都是赤子之心在战火中的跳动，召唤着一批优秀学子踏上义无反顾的归途。董立功说：“这些学子在集美学校求学期间感受到了嘉庚先生对学子的大爱，所以在毕业以后，他们都有一种奉献精神。”
　　为了撑起烽火中的学校，陈嘉庚又专门创办了集友银行，抗战期间在大田设立了通讯处。
　　集友银行厦门分行华侨金融部副总经理陈为民说：“学校要恢复运营，肯定是需要很多钱。因为银行是百业之母，所以陈嘉庚一定要成立一家银行，让银行经营的利润来反哺教育者。”
　　一份80多年前的报纸一角记录着陈嘉庚对集友银行的期待——辅助教育、发展实业，位置之重，甚至排在“办理银行一切业务，手续简洁、服务周到”的广告语之前。
　　陈嘉庚孙女陈佩仪说：“祖父把所有的钱都投入到建学校上，后来祖父的生意彻底失败，关闭了所有企业，手头一分钱都没有。他甚至让妻子把首饰拿出来当掉，用这些钱来拯救他的学校，尤其是他最关心的集美学校。他非常担心集美学校会关闭，因为一旦关闭，就难以重新开办。”
　　在陈嘉庚的勉力维持下，集美高级水产航海职业学校成了战火中全国唯一没有停办的航海学校。没有桅杆，师生们就在后山树上模拟攀爬训练；没有大海，就在小河里模拟水上救生，艰难写下“在深山里学航海”的奇迹。作为南侨总会主席，陈嘉庚发动海外侨胞支援祖国抗战，3年多的时间筹集约4亿余元，捐赠运回祖国的抗战物资3000多批。
　　1940年春，当抗战进入更艰难的阶段，陈嘉庚亲率“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视察团”冒险回国，声援慰问祖国同胞，激励抗战到底的士气。第一站是重庆，在这里他受到国民党的各种高档宴请不断。看不惯的陈嘉庚不顾阻挠，决定率考察团赴延安访问和调研。
　　“至延安则长衣马褂，唇红旗袍、官吏营业、滥设机关，及酒楼应酬，诸有损无益各项，都绝迹不见。”陈嘉庚发现，共产党的领袖和民众一样勤俭朴素，没有虚伪的应酬，只有驱赶外敌的热血。在延安窑洞外的石桌上，毛泽东请他吃饭，最贵的菜不过一道鸡汤。
　　1940年11月，陈嘉庚又专程前往大田看望集美学村坚持教育的师生。在集美学校简陋的操场上，他发表了题为《有枝才有花 有国才有家》的抗日演讲，鼓励同学们立志报国。
　　曾有一名学生问他，已经打仗了，我们连船都没有，学航海哪有用武之地？陈嘉庚说：“抗战会胜利的，物以稀为贵，将来国家开拓海洋、挽回海权靠的就是你们。”事实也的确如他所料。抗战胜利之时，300多名集美毕业生仅在海上实训4个月，便扬帆起航，成为中国航运事业的中坚力量。
　　今天，集美大学航海学院继续承载着为国家培养航海人才的重任，陈嘉庚“捍卫海权”的家国愿景早已成为现实。
　　如今，“嘉庚”两字仍能在大田人口中频繁听到，它是一条穿城而过的马路，却不只是简单的地理坐标，它牵系着穿越烽火的来时路和永不冷却的游子情。 （闽同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