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蔡襄《离都帖》（中国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 子卿
　　书坛素有“苏黄米蔡”之说，分别为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被誉为“宋四家”，堪称两宋书法审美之典范，亦被后世书家奉为圭臬，从者如缕。诸家之中，又以蔡襄最得“二王”衣钵，为彼时公认之艺林翘楚。而作为先行者，其在书法由“尚法”至“尚意”的书风嬗变过程中有承前启后之功，并矫正晚唐五代以降书坛“有书无法”之混沌乱象，对其余三家书法的意态追求亦有重要启示之力。尤为难得的是，蔡襄书法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妙理发乎毫端，又独得清刚端雅之气，可谓书如其人之极佳注脚。
　　蔡襄的书法诸体皆擅，真、行、草、隶无一不精，并以散草为最。苏轼《东坡集》中曾言：“君谟真、行、草、隶无不如意，其遗力余意变为飞白，可爱不可学。近岁书以君谟为第一。”所谓“ 飞白”即“飞草”，蕴枯笔之苍劲骨力。而蔡襄豪放中攫其神气之余，亦并不逾矩，故苏轼慨叹可爱而不可学，黄庭坚亦尝称之皆自到也，引为翰墨豪杰。
　　由于迄今久远，蔡襄较可靠之传世书作不多，基本为两岸故宫馆藏，如中国台北故宫博物院藏《蔡襄尺牍十幅》《澄心堂帖》《虹县帖》《脚气帖》《海隅帖》《安道帖》《大研帖》《离都帖》《暑热帖》《陶生帖》《谢郎帖》等，抑或北京故宫博物院藏《纡问帖》《虚堂帖》《自书诗札册》等，以及墨拓《昼锦堂记》《万安桥记》《荔枝谱》等，总数约四十件，相较于苏轼、米芾、黄庭坚三家，数量亦少。其中又以尺牍最多，计十之八九。
　　尺牍虽多盈尺便笺或蝇头小条，然显见生活方式及交游唱和之余，书法亦是多无拘束，饱有真性情流露。故蔡襄存世尺牍中婉美淳和的墨迹，亦应能最直接反映其书法真实面目，诚吉光片羽，游目骋怀也。
　　蔡襄书法极受褒扬与推崇，略举数例，当可窥知。宋高宗曾言：“君谟为本朝诸臣之冠。”《宋史》亦记：“襄工于书，为当时第一，仁宗尤爱之，御制元舅陇西王碑文命之书之。”宋代词人邓肃又谓：“本朝评书，以君谟为第一，信嘉祐之间可以魁也。苏黄继出，文妙天下，而书又能张其军，于君谟若无甚愧者。然君谟如杜甫诗，无一字无来处，纵横上下皆藏古意，学之力也。”
　　苏轼亦屡屡激赏，誉之当世第一，仍觉未尽溢美之词，又说可与先贤相颉颃，感慨：“蔡君谟书，谓其与颜（真卿）、柳（公权）、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上下。唯羲之父子过之。今世再有王羲之，乃可议君谟书。纵使欧、虞、褚、薛复生，仅可与之比肩，未可轻议也。”
　　而欧阳修作为文坛泰斗，其《跋苏子美、蔡君谟书》也说蔡襄书法当世第一，“自苏子美死后，遂觉笔法中绝。近年君漠独步当世，然谦让不肯主盟。”甚至当其鉴赏观点与蔡襄有相悖时，则选择奉君谟之说为准绳，云及：“《阴符经序》，则蔡君谟以为柳书之最精者，云‘善藏笔锋’，与余之说正相反，然君谟书擅当世，其论必精，故为志之。”
　　诚然如是，蔡襄的书法首在对二王笔法之承继，元人袁桷跋蔡襄《汶岭帖》中曾言：“君谟行书，苏文忠定为第一。其所摹右军诸帖，形模骨肉，纤悉必具，莫敢逾轶。至米元章始变其法，越规越矩，虽有生气，而笔法绝矣。”南宋赵希鹄《洞天清录》亦赞：“朝中名贤书，惟蔡莆阳、苏许公易简……莆阳典重法度；东坡草圣得意，咄咄逼颜鲁公。”类此皆可见蔡襄书法源出正脉，法度精深，有浑朴正大气象。
　　然与规矩相对者即法外之意，古意淋漓亦往往难以率意飞扬。尤是北宋承五季之后，百废待兴，已是久无书画可称者。而蔡襄作为彼时艺林之擎天巨擘、朝野之砥柱中流，承晋唐余绪，肇宋意滥觞，能师古而出新，下笔有神妙，呈现法度与意态的极好相融，自是一振书坛颓靡之风，法之者众。可以说，蔡襄一启书法史上由“尚法”至“尚意”艺术实践之法门，并使得书坛法度范式不整之乱象得以回归。而如苏轼“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以及黄庭坚“老夫之书，本无法也”、米芾“意足我自足，放笔一戏空”等书论则是对蔡襄书法审美之丰富与发展。
　　蔡襄曾言：“学书之要，唯取神气为佳。若横象体势，虽形似而无精神，乃不知书者所为耳。”亦或“每落笔为飞草书，但觉烟云龙蛇，随手运转，奔腾上下，殊可骇也，静而观之，神情欢欣，可喜也。”即可见其对书法神韵意趣的追求。沈括《梦溪笔谈》中感慨蔡襄书法：“以散笔作草书，谓之散草，或曰飞草，其法皆生于飞白，自成一家。存张旭怀素之古韵，有风云变幻之势，又纵逸而富古意。”亦是赞其“法度”与“意趣”兼得，乃自成一家。而苏轼称蔡襄积学深至，心手相应，所书有龙飞凤舞之势，变态无穷，又无以复加地推崇“遂为本朝第一”。另有张伯驹“乃知蔡书于平平无奇中而独见天资高积学深也。”皆是对蔡襄“字字有法，笔笔有意”之讴歌，类此之盛誉不胜枚举，不一一尽足。
　　笔者私以为，蔡襄书法备受推崇的原因，除了书艺超绝之外，与其品格高洁、以民为本亦是息息相关。如南宋文学家周必大有云：“蔡忠惠书为本朝第一，苏文忠公言之矣，谁敢改评？至于因笔之正而知公心之正。不在此《三箴》乎？”即是“书品亦人品”之说，乃下笔如胸臆直抒，契心性写照。许将《蔡襄传》载：“公（蔡襄）于书画颇自惜，不妄为人，其断章残稿人悉珍藏，仁宗尤爱称之。”亦应是书以人贵，故足珍重。
　　而袁桷又言：“蔡忠惠书笔圆韵满，盖其楷法精到所至。今人作书，先事行草，是犹未能言而强之以歌也。近世行体多尚妩媚，回视忠惠书，凛凛有清介气。”所谓“清介”，最早见三国刘劭《人物志·体别》：“清介廉洁，节在俭固，失在拘扃。”对传统士大夫而言，书画六艺本闲暇游息余事耳，而能笔意之中见凛然清介则是极尽称道，书耶？人耶？此亦正如闽地歌谣“夹道松，夹道松，问谁栽之，我蔡公。行人六月不知暑，千古万古摇清风。”既赞苍松清风，又以松喻人，可得永传也。
　　综上，晚唐五代以降书坛混乱，任笔为体，而蔡襄取法二王，深得精髓，端雅浑厚力扛古人，平和蕴藉于毫楮间，又一呼群山应，唐法晋韵传统遂不绝矣。而其不受时代桎梏所囿，博采古人风神之余，不落蹊径，终得法意相生，开启宋人“尚意”之审美新风，影响及今不绝，则苏轼所言忠惠公媲美先贤、与古争胜，诚不我欺，于书史之功，亦至巨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