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二年的抗日笺印着“同胞速起！抗日救国！”字样。（来源：泉州通APP）

    一九三九年五月十九日，马来西亚《光华日报》刊登的白雪娇家书。（资料图）

　　■ 赵凯
　　章嶙和君哲，应是一对年轻的爱人。他在马尼拉经商，她常住家乡晋江。两人刚刚成婚，还没有孩子，一个在海外打拼，一个在本地守候，心心念念，只为将来团圆的那一日。
　　1939年9月，章嶙在马尼拉写下一封不足百字的信。信中，他三次称她“亲爱的”，语气温柔而坚定：“亲爱的，别犹豫，来吧，我等你，一切有我。”他告诉她，三百元的生活费已托三婶安排，是为三婶全家一年所用，本来还能多给一点，“但是，国家在抗战，除了捐款助战，不能吝啬，生活，要力求简单。”他又叮嘱她好好照顾自己，调养身体，托人办护照，等好消息来相聚。他自信、妥帖、体贴，像是今天电视剧里温文尔雅、踏实可靠的男主角。
　　然而这封信写下的时刻，正是风暴袭来的前夜。不久之后，马尼拉也将陷入日军铁蹄之下。战火的阴影跨越海峡与国界，不仅吞噬土地，更碾碎了一个又一个普通家庭的幸福想象，更在悄无声息中摧毁那些本该开花的日子。但也正因为如此，那些奋起抵抗、捐钱捐物、书信安慰亲人、在海外奔走呼号的人们，他们所做的一切，在民族大义之下，还隐藏着一份努力让生活回到日常美好的坚持。他们不是为了战争而战，而是为了把战争赶走，找回本该属于每个家庭的安宁与春光。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80年沧海桑田，我们在和平时代以史为鉴，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银信载烽烟 侨批中的南洋抗战线
　　1937年“七七事变”后，中华民族进入全面抗战阶段。战火迅速蔓延，东南沿海也未能幸免，闽南乡里风声鹤唳。而在万里之外的南洋，华侨们紧紧心系着祖国的命运，一封封跨洋而来的侨批，不仅传递着亲情与关怀，更记录下一段段中华民族在血与火中奋起抵抗的历史。
　　当年10月，晋江东石郭岺乡的郭章纯在寄给马来亚太平埠儿子郭燕趁的回批中，描摹了家乡的战时实况：“ 金门被日军所占，登岸捉十六七岁女子四十多人，又抓壮丁百余人带上战船……安海车头被炸，水头街尾、衙口街伤三十多人……”字里行间情感真实炽热，仿佛听见村庄中惊慌逃散的脚步声。仅一个月后，郭燕趁岳父蔡长呌亦致信称：“前日敌机来炸五里桥，住民纷纷逃出外乡，以后不知欲变如何？”两封信件宛如一条信息链，勾勒出民众在战乱中惶惶不安的生活景象。
　　侨批不仅传达战争的惊雷，也记录了家族的流离与迁徙。1938年5月，沙捞越古晋的刘甫盈寄信给南安妻子，写道金门陷落后，“数百金门人南渡沙捞越谋生”。战火所迫，妻离子散，故土成了回不去的梦。
　　而更早在1935年，华侨吴镜明便在侨批中敏锐指出：“我国轮船则不能往来，别国轮船则帆行无阻。”他愤然写下：“此次我敌战争，全赖上下一心，军民合作，最后胜利，必属我国。”字句简练，却充满激愤与信念。 1937年之后，他又记录“南洋捐赈灾，买公债为救国”的场景，一时间举侨而动，捐款、募金、支援祖国战事成为南洋华社普遍行动。
　　在敌焰最炽的年代，纸上也不乏抗争的力量。自1932年起，许多侨批信纸使用“抗日笺”“还我河山笺”“ 胜利笺”等宣传笺纸，纸面上印有“同胞速起，抗日救国”“还我河山”“长期努力抗战，达到最后胜利”等口号与图案。一张张信笺，既是通信工具，也是一种精神标识，更是一种文印形式上的动员令。
　　1940年，菲律宾怡朗的傅梦痕在致母亲的侨批中写道：“关于回国之事，本甚容易，但因路上十分危险，是以欲归不得。”他的文字悲切，信纸底色浅黄，中间四字“还我河山”赫然在目，与笔墨内容交相呼应，宛如奏响了一曲催人泪下的家国合唱。
　  烽火中的讲堂 陈嘉庚的信仰与兴学
　　如果说一封封侨批传递着海外华侨对战乱家国的关切与支援，那么“华侨旗帜 民族光辉”陈嘉庚的几十封亲笔书信，则是一位教育家在民族苦难中对国家未来的深情回响。
　　1932年至1957年，这位南洋巨商、民族脊梁，在给教育襄助者的书信中，从未停止对国家、社会与青年的责任思索。这些纸短情长的“嘉信”，跨越25年岁月，在烽烟岁月里为民族保存了一方书声不绝的讲堂。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厦门陷落，集美学校和厦门大学被迫内迁。时年63岁的陈嘉庚，在给校董陈村牧的信中自述“血气衰退……手与心违”，但话锋一转，便是坚定的使命感：“每念先到梓里……莫非为厦大事与本校计”。在国难之际，他反复勉励师生“务希坚持毅力，勇志镇定”，“加强国家精神、复兴民族之贯输”。
　　抗战最艰难的1941年春，西迁至安溪的大本营“集通行”被迫关闭，但陈嘉庚仍坚持清偿存款，“不拘有无利息，概行清还为要”，以诚信自守，树立典范。哪怕学校经费艰难，他也要求减免“贫生”学费、宿费，甚至伙食全免。他写信说：“本校要求代表闽南大众贫生出路，计造将来千万人民幸福。”
　　他从不局限于“收容”，而强调“育才”。在1937年的一系列信件中，他密集论述师资培养、课程改革、学科拓展，提议新增“工科”，发展“农、商、水、工”四校齐全的教育格局。他写道：“极力变更新的科目，万万不可依倚容易办到师、中二科之株守不化。”他关注农林实践，反对为“作种植营业之性质”，而是要“实事研究试验，为将来教导农夫之实益”。他评估水产校、工校开罐头厂的可行性，推演市场销路与人才转化率，目光敏锐而不盲动。
　　陈嘉庚重视教育现代化，也深知教育是国家之间最持久的较量。他多次提出赴江浙考察，“向诸实业科求为本校特出路”。对侨生教育，他更寄予厚望。他主张“凡无须本校收容者，本校应让之避之”，避免与其他学校恶性竞争；同时，支持“南洋贫侨子弟教育”，在信中写道：“不论贫富子弟一律免费，为鼓励侨胞爱国起见，而精神上收效。”
　　从缅甸、暹罗、爪哇、西贡、苏岛，到泉州、安溪、厦门，陈嘉庚奔走于信与事之间。他不倦书写，不厌教育，不问回报。在动荡时代中，他一再自问：“学校存否？人才尚有否？民族尚能再起否？”而他的笔，便是一根根试图点亮这些问号的火柴。
　　1937年，他写下：“西哲云：当为人模范，勿模范于人。”这句话，或许正是他教育人生的注脚。他不仅为国家兴学，更以一己之力诠释何为“实业报国”，何为“教育救国”，何为“人格为师”。
　　1937年，当北平的卢沟桥响起枪声，当闽南的渔村因敌机轰炸而冒起浓烟，千里之外的南洋华侨与祖国同仇敌忾，在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积极支援祖国，有的甚至回国参战，献出了宝贵生命，为抗战胜利作出了卓越贡献。
　　他们的名字或许未被历史课本郑重书写，却在80年后的今天，通过一封封家书、一篇篇日记，让我们触摸到一个民族最真实的温度。
　  奔向烽火的背影 归国华侨的血与书
　　1939年，菲律宾一位名叫“树妹”的华侨，在给亲属的侨批中这样写道：“環侄正整装乘舟返国……不是回家省亲，乃是为国当兵服务而去。”这位青年志在沙场，家人虽劝阻未果，最终含泪送别。他先赴内地训练五个月，再前往各地担任民兵教练。他的理想不仅是上阵杀敌，更是要让“全国人民都武装起来，一致反日”。
　　这不是特例，而是那个时代归国华侨群体的真实缩影。他们来自南洋各地，身上流淌的是相同的血，心中燃烧的是共同的火。
　　1939年5月19日，《光华日报》马来亚版刊出了一封特别的告别信——白雪娇写给父母的临别留言：“走之前，我是难过极了……家是我所恋的，双亲弟妹是我所爱的，但是破碎的祖国，更是我所怀念热爱的……我希望我能在救亡的汪流中，竭我‘一滴’之微力。”
　　白雪娇，福建泉州安溪人，出生于1914年，马来西亚归侨。曾是槟城协和学校的女教师，也是一位生活优裕、受过良好教育的知识女性。1939年初，当得知陈嘉庚领导的南侨总会发出召集通告，号召南洋华侨中的司机与技工回国服务、打通滇缅公路抗战命脉时，她毫不犹豫，化名“施夏圭”报名参军。
　　“ 施”是她母亲的姓，“夏”代表华夏，“圭”谐音“归”——私下归来，为国而归。
　　另一位名字更加响亮的归国华侨——李林，则将“一滴微力”演化为沙场冲锋的惊雷。
　　李林，原名李秀若，幼年侨居爪哇，自小目睹殖民者的专制与侮辱。十四岁回国后入读陈嘉庚创办的集美学校，从此走上救国之路。她是集美学村走出的赤子，是北平民国大学的学生，是抗日游行的红旗手，是共产党员，也是战地指挥官。她从笔下走向战场，从课堂奔赴前线，在山西晋绥边区带领游击队战斗不息。她曾带队伏击敌军骑兵，缴获百匹战马，将步兵部队变为骑兵连，自己也成为“名震晋绥的双枪女队长”。
　　她在战地写信给丈夫屈健：“敌人又要发动围剿，但我们已经做好了准备，一定可以粉碎敌人的进攻。我写到这里，我们的孩子又在乱动了，但我会保护好他的，请你放心。”
　　她承诺要保护孩子，那是一位母亲的直觉与柔情。但1940年春，李林在敌人发动第九次大“围剿”时主动担任掩护任务，成功使数百人突围，自己却孤身断后，在弹尽援绝之际举枪自戕，年仅24岁。她怀有三个月的身孕。信中承诺“请你放心”，却终成未竟的遗言。
　　战争，就是这样撕裂人的命运。它夺走的不只是生命，还有人最真挚的承诺和本该拥有的未来。
　　但正因为如此，这些奔向烽火的身影，才显得格外清晰：他们是爱着祖国的人，也是心里装着亲人的人；他们在离别中流泪，在战场上流血；他们明知回去的路很长，却从不曾后退半步。
　  用笔为炬 华侨记者与抗战传播
　　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岁月里，一批归国华侨以记者、记录者的身份，奔赴烽火战地，用文字、摄影作品将真相传递四方，也将民族精神投向更远的海外。
　　1937年冬，辜俊英以“南洋华侨战地记者通讯团”领队身份自新加坡出发，途经香港、广州、长沙、武汉，最终抵达延安。在这段奔波与战火交织的旅程中，他以“洪涛”为笔名，撰写了超过10万字的《洪涛日记》。这本483页的精装红皮日记，如今珍藏于泉州华侨历史博物馆，成为研究华侨抗战和南洋支援运动的重要原始文献。
　　日记记录了所见所闻：日军暴行、百姓苦难、国民党政府的腐败，以及八路军在敌后坚持斗争的英勇画面。他不只是写实，也写情——他写毛泽东亲自接见记者团，写延安人民的质朴精神，写共产党如何动员起最广大的人民力量。他请求毛泽东为《南国日报》题词，毛泽东亲笔写下：“援助祖国，战胜日寇”“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而斗争”两副手书。辜俊英将之视为一生珍宝，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主动捐献党中央。
　　与辜俊英同期在延安展开记录工作的，还有一位令人肃然起敬的归国华侨女记者——黄薇。
　　黄薇，1912年出生于福建龙岩书香世家。1929年毕业于集美学校师范科，原拟任教，却因拒绝包办婚姻而遭拒聘。她怒笔登报，批判封建陋习，引发社会强烈关注。也正是在那一刻，她意识到“文字的力量”，从此立志从事新闻工作。
　　她赴日本留学，考入明治大学政治经济系，并积极参与留东进步学生组织。抗战全面爆发后，她辗转东南亚，在新加坡成为《星洲日报》特派记者。1938年，她进入战时武汉前线，随后应八路军武汉办事处之邀前往延安。她在延安受到毛泽东多次接见，并在一次宴会上表示希望留下参加革命。她后来在回忆录《风雨人生》中记录了毛泽东对她的建议：“作为一个华侨记者，把自己的所见所闻，向海外侨胞作宣传报道，使他们了解祖国的情况，增强抗战必胜的信心，这个工作很有意义，这也是为祖国抗战做出的贡献。”
　　毛泽东的话，黄薇牢记于心。她随陕甘宁慰问团深入敌后，历时三个月，跨越数千里，深入晋察冀等根据地40多个县，采访八路军高级将领——聂荣臻、贺龙、萧克、左权，也走进最前线的伤兵营地。在五台山，她结识白求恩医生，听他讲述前线缺药、缺设备的窘境。白求恩叮嘱她：“一定要告诉海外同胞，八路军急需医药物资。”
　　黄薇记下了这份嘱托，用她最擅长的方式响应——写出感人肺腑的通讯《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发表于《星洲日报》，在南洋华侨圈引起强烈共鸣。
　　黄薇以战地为纸、敌后为笔，写下百余篇通讯，报道共产党领导下的民众抗战、揭露日寇暴行、动员南洋华侨援助前线。这些报道在《星洲日报》《星洲晚报》连载半年之久，多家东南亚华文媒体争相转载。无数侨胞从她的笔下第一次真正认识共产党、八路军，第一次清晰看见一个正在奋起反击的祖国。
　　多年后，萧克将军为她题词：“以笔为剑，当得三千毛瑟枪。”
　  结 语
　　他们是漂泊异乡的儿女，是挥别亲人的爱人，是跋涉万里的归国者，是战地上拿笔的记者。他们书写的每一个字都鲜活地传递出那个时代最真实的温度。
　　透过这些文字，那些看似细小的个人记忆被重新拼缀起来，映照出一个民族如何在裂变与战火中凝聚、奋起。这是一场华侨与祖国共同写就的抗战记忆，也是一代人如何在私人的情感中，寻找公共的担当与信仰的回响。
　　今天，当我们重读它们，听见的已不只是历史的回音，更是人心中那份温柔而坚定的信念：无论多远的距离、怎样的命运，个体的悲欢总是与时代的脉搏紧紧相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