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思想史是一条在纷争中前进的河流，特别是宋代理学的发展过程，更是充满争论与融合。淳熙二年（1175年）夏，一场聚会，在江西信州的鹅湖寺悄然展开。朱熹与陆九渊，两位南宋最重要的思想家，在此正面交锋。这场三日之会并未形成统一的结论，但却成为后人津津乐道的公案，被称为“鹅湖之会”。它既是思想论争的现场，也是思想家情义的起点，深刻影响了南宋及以后的理学发展进程。
　　那年的朱熹
　　朱熹（1130年—1200年），字元晦，号晦庵，是南宋理学的代表人物，被后人尊为“朱子”。他终生致力于儒学的体系建构，不仅在哲学上形成了结构严密的理学体系，也在教育实践中身体力行，讲学数十载，门人遍及南方士林，深刻影响了中国思想史的发展。
　　朱熹的学术涉猎广泛，贯通哲学、经学、史学与文学。他以儒家经典为根基，融会二程、张载、周敦颐等北宋理学先贤之说，同时借鉴佛道思想，尤其吸收禅宗在认识方式上的某些特点，最终确立以“理”为核心的思想体系。他强调“格物致知”“存天理、灭人欲”，认为理是存在于万事万物之中的客观法则，须通过学习与修身实践去发现、体认并落实。
　　朱熹早年一度迷恋佛学，尤好禅宗，但在与“延平先生”李侗的交往中逐渐改变立场。李侗教他体察《中庸》所谓“喜怒哀乐未发之中”的天理，帮助他认识到理学背后的精神深度。此后，朱熹开始专注于儒学，放下禅书，精研《中庸》《大学》等儒家经典，并逐步构建出独特的理学体系。
　　成年后，朱熹与吕祖谦、张栻频繁通信讲学，三人并称“南宋三贤”。他们在学术上彼此辩难、取长补短，共同推进了理学理论的发展与传播。淳熙二年（ 1175年），朱熹年已四十六，潜居于崇安寒泉精舍讲学，与吕祖谦共同编订《近思录》。此书汇集周敦颐、二程、张载等先贤论述，分门别类，意在为初学儒者开示入道之门。朱、吕二人认为，“四子之言”为通往《六经》的阶梯，而《近思录》又是通向“四子”之学的钥匙。正是在这段时间，陆九渊以“心即理”之说崭露头角，其思想方向与朱熹大相径庭。吕祖谦见二人理念分歧日深，遂促成一次面对面的思想会谈——这就是后来被称为中国思想史上一大公案的“鹅湖之会”。
　　突然萌发的相会
　　淳熙年间的朱熹、吕祖谦、张栻、陆九渊，无疑是当时思想界的“四大宗师”。他们各有传承，各有弟子，讲学于南方各地，在士人中拥有极高声望，堪称那个时代的学术“顶流”。其中，朱熹在东南，张栻在湖湘，吕祖谦在浙东，陆九渊则自立门户于江西，儒学界因他们的讲学活动而风起云涌，形成多极对话之势。
　　朱熹稳扎稳打，讲求格物致知，逐步搭建起一个系统完整的理学体系，已被视为“理学正宗”；张栻得胡宏真传，学养早成，为湖湘学派的代表人物；吕祖谦既精通理学，又不拘门户，兼收并蓄，是儒学与史学的桥梁型人物；而陆九渊则以简明直捷之“心学”思想横空出世，强调发明本心、不必外求，在江西一带讲学之风日盛，颇有后来居上之势。
　　这四人虽性情、路数各异，但学问功底皆深，影响力广泛。可惜的是，他们之间鲜有当面深谈的机会。而真正使“正面对话”成为可能的，是兼具学识与调和智慧的中间人——吕祖谦。
　　相会地点选在江西信州的鹅湖寺。鹅湖地处山川秀丽之境，既适宜会讲，又便于南来北往。1175年夏，在吕祖谦的居中联络下，朱熹结束在崇安的讲学，陆九渊与其兄陆九龄也从金溪赶至，吕祖谦自东道而来，刘子澄、赵景明等地方名士亦应邀参与。虽张栻因事未能赴会，但这场汇聚南宋学界精英的聚会，堪比思想史上的“华山论剑”。
　　这是一次非官方、无等级的学术聚会，却因其参与者的地位与讨论的深度，而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吕祖谦原本希望借此消除分歧、增进共识，没想到，这三天的会谈，却进一步划出了两条学术道路的分界线——南宋理学呈现出朱、陆两家各竞峥嵘之势，朱熹和陆九渊成为宋代理学的双璧，天地之理和天地之心成为浩瀚广大的理学之经纬。
　　三天的时光里
　　在这三天中，朱陆双方各陈观点，针锋相对，而会中陆氏兄弟所作两首阐发心学思想的诗作，成为这场会谈论辩的焦点。
　　鹅湖会谈前一日，陆九渊与兄长陆九龄在途中展开激烈辩论。次日清晨，陆九龄写下一首诗，以总结对弟弟“本心”之学的认同：
　　孩提知爱长知钦，古圣相传只此心。
　　大抵有基方筑室，未闻无址忽成岑。
　　留情传注翻榛塞，着意精微转陆沉。
　　珍重朋友相切琢，须知至乐在于今。
　　陆九龄认为，圣贤之道不在典籍言辞之中，而是代代相传于人心之内。这种“心”的道德直觉，早在人孩提之时便已具备——知爱知敬，仁义本心。诗中批评后人“着意精微转陆沉”，意指过度钻研文字章句反而背离了道德本体。
　　陆九龄在会上首先发言，念出了此诗。朱熹在会中听到，据说当场和吕祖谦说：“子寿（九龄）已然上了子静（九渊）的船。”这句半戏谑半感慨的评论，说明朱熹未曾直接批驳此诗，却在心中已有警觉。
　　在兄长诗作之后，陆九渊也作诗一首回应：
　　墟墓兴哀宗庙钦，斯人千古不磨心。
　　涓流积至沧溟水，拳石崇成泰华岑。
　　易简工夫终久大，支离事业竟浮沉。
　　欲知自下升高处，真伪先须辨只今。
　　这首诗延续并强化了“本心”之说。他将人面临墓地庙堂时自然流露的情感视为“千古不磨之心”，说明人的内在道德不依赖外求。诗中“涓流”“拳石”比喻心中微小而真实的道德感，可以汇聚为浩大之理。反观那些执着于章句考据者，陆九渊视之为“支离事业”，既琐碎又失根本。
　　陆氏兄弟的诗，皆以“道在吾心”为核心立论，主张简易、直接地“发明本心”，明显反对朱熹所坚持的“格物致知”“读书穷理”的知性之路。陆氏兄弟将“道统”寄托于“心”的传承，虽意在肯定本心之普遍性，但陆九渊却指出不应言“古圣独有”，而是“斯人千古不磨心”，人人皆可有之。
　　朱熹听诗之后不悦，正因其中夹杂了对其注经治学方式的讽意。诗句“留情传注翻蓁塞”批评朱子“好作经注传疏”，却反致人之“本心”埋没不彰。
　　紧接着，又辩论了几天。朱熹主张“泛观博览而后归之约”，陆氏兄弟则主张“先发明人之本心，而后使之博览”。陆九渊并大谈了一通收敛精神，使之在内而不在外的重要，还想了一个“尧舜之前何书可读”的问题准备难倒朱熹，为陆九龄劝阻，最后，双方互不相下。
　　这场思想交锋延续至六月初八方止。虽然“鹅湖之会”并未实现“会归于一”的理想目标，反而揭示出理学与心学间从本体论到方法论层面的深层裂痕。但正如历史所铭记的那样，这次分歧并未导致决裂，反而促使双方更加清晰地理解彼此思想的立足点，并在事后各自表示要认真思考对方观点，力求克服己见之偏。这也许正是思想交流的真正意义所在。
　  不尽之会
　　鹅湖之会的表层是学者之间的讨论，实质却是对儒学根本问题的不同理解。朱熹与陆九渊的争论，主要集中在“理与心”的关系，也就是世界本原和认识方式的问题上。这场争论不仅是学理上的，也是对“如何为人”“如何治国”之根本路径的分歧。朱熹担心，心学在强调“我”心固有之“理”的同时，也就强调了“我”；在适当的历史条件下,“理”的内涵就有可能发生变化，“我”的个人之见就可能代替儒学规范，这样，异端思想就可能脱颖而出。
　　值得说明的是，在南宋士人“以天下为己任”的时代氛围中，两人虽方法各异，但志向是一致的——皆是为了建立一个有理性、有秩序、有道德的社会。所以，鹅湖之会虽然结束了，但朱熹与陆氏兄弟的交流并未中断。
　　陆九龄会后致信朱熹，自陈在鹅湖之言有所偏颇。淳熙五年（1178年），朱熹与陆九龄重逢于铅山，朱熹称“本人旧时持论亦好高，近来渐渐近下，渐渐着实”。两人谈笑风生，以诗文互赠。朱熹特别对“鹅湖之会”二陆的诗做了回应：“德义风流夙所钦，别离三载更关心。偶扶藜杖出寒谷，又枉篮舆度远岑。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却愁说到无言处，不信人间有古今。”他反思自身学问应该更加“邃密”，也嘉许陆氏兄弟治学更加“深沉”。陆九龄去世后，陆九渊请朱熹为其兄撰写墓志铭。朱熹应允，并邀请陆九渊讲学于白鹿洞书院。陆九渊所讲“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之文，慷慨激昂，朱熹大为赞赏，认为其切中时弊。
　　但二人之间的思想分歧仍在延续。他们围绕“无极与太极”“阴阳之理”等问题展开书信辩论，互揭对方学说与佛禅渊源，争执不休。然而，这种争论并未损害彼此的尊重，反而促成学理深化。
　　晚年的朱熹，对陆九渊之学持更开放态度。他指出陆学虽“似禅”，但“尊德性”方面“多持守可观”。在与功利主义思潮抗争时，他甚至呼吁“兼取两家之长”，反对学派间的互相攻讦。
　　正如黄宗羲所言：“朱、陆二先生，同植纲常，同扶名教。”鹅湖之会是一次未尽之会，也是一种不断展开的对话。朱熹和陆九渊虽各持其道，却都为儒学注入了新的活力与深度。千年之后回望这场辩论，其意义早已超越是非胜负，而成为中国思想发展史上一种恒久的张力与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