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郑振铎给周总理写信，将所藏657件陶俑捐给国家。出自《新中国捐献文物精品全集·郑振铎卷》。

    ▲郑振铎穷尽心力为国抢购的《脉望馆抄校本古今杂剧》原本书影。

    ▲1958年11月，文化部颁发给郑振铎家属的褒奖状，表彰其将郑振铎毕生藏书捐献给国家。

    ◀郑振铎捐献的国家一级文物：唐三彩骆驼俑。

    ▼郑振铎捐献的国家一级文物：（唐）陶伎乐女俑群。

　　人物名片
　　郑振铎（1898年-1958年），福建长乐人，中国民主促进会重要创始人之一，我国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锋战士。
　　他是20世纪我国杰出的文学家、翻译家、编辑出版家、文献学家、文学史家、艺术史家、教育家、收藏家、文物考古家和文化外交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国家文物局局长、文化部副部长等职。1958年10月18日在率领我国文化代表团外访途中，因飞机失事殉职。
　　老一辈革命家李一氓曾评价郑振铎：“我认为他是中国文化界最值得尊敬的人。”这样的高度赞誉，不论从整体贡献还是品格操守来看，郑振铎都是当之无愧的。
　　操守坚正：分文不取保护善本古籍
　　1939年至1941年，郑振铎与著名文化人士张元济、张寿镛、何炳松等人在上海秘密成立了“文献保存同志会”，千方百计地为国家抢救珍贵善本古籍。在近两年的时间里，冒险购得古籍1.8万余部、20万余册（其中善本4800余部、48000余册），其中善本几乎与当时北平图书馆所藏相当。
　　曾参与此工作的著名学者徐森玉在致时任国立中央图书馆馆长蒋复璁的信中，描述了郑振铎当时的家庭经济状况：“家徒壁立，食指众多，入不敷出。”但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郑振铎依旧“网罗遗佚，心专志一，手足胼胝，日无暇晷，确为人所不能。且操守坚正，一丝不苟，凡车船及联络等费，从未动用公款一钱，尤堪钦佩。”
　　规矩为先：确立文物系统廉洁守则
　　“瓜田不纳履,李下不整冠。”任新中国文物局局长后，郑振铎不买文物，不买字画。他还和副局长王冶秋共同倡议，从事文物工作的人，都不要去购买和收藏文物，文物系统工作人员不收藏文物的传统就此形成。
　　1981年，国家文物局颁发《文物工作人员守则》规定，“文物工作者严禁利用职权，为自己收购文物，禁止买卖文物从中得利”，就是坚持了从新中国成立之初以来形成的规矩。1997年，这些规矩被列为国家文物局颁发的《中国文物、博物馆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内容之一。这是郑振铎为中国文物工作者留下的廉洁自律的宝贵精神财富。
　　不言之教：以廉洁精神感召他人，传承家风
　　郑振铎收藏的版画、小说、戏曲、俗文学、历代别集总集等门类，无论数量和质量，都是首屈一指的。
　　他却对子女说：“我不是藏书家，我从来没有想到为藏书而藏书，我之所以收藏一些古书，完全是为了自己研究方便和手头应用需要的。”这也是他生前没有捐献藏书的原因。
　　但他不止一次告诉家人，他的藏书终归是国家的。
　　1952年6月他给周恩来总理写信，并附呈自己以前编印、未正式出版的《中国古明器陶俑图录》，还把收藏的600多件汉魏六朝隋唐陶俑全部捐给了国家。
　　当时国内公私博物馆收藏陶俑都未超过200件。这些文物都是郑振铎长期费尽心血、节衣缩食甚至举债购买的。后经鉴定，其中三分之一为国宝级文物。故宫博物院以此为基础，专门成立了一个陶瓷馆。
　　在郑振铎化私为公的精神感召及亲自主持下，1949年后各地收藏家掀起了将珍贵文物和古籍善本归公的热潮。其中就包括刘肃曾捐献的虢季子白盘、朱桂莘捐献的岐阳王世家文物、张子厚捐献的汉石羊、张伯驹捐献的《游春图》和宋人尺牍、赵世暹捐献的水利文献、傅忠谟捐献的宋元明刻本及抄本、常熟瞿氏捐献的宋元刻本、翁之熹捐献的明清抄校本、周叔弢捐献的珍本古籍等。
　　在郑振铎因公牺牲后，家人们不忘他聚书的初心，立即遵照其遗愿，将凝聚着他一生心血的17224部、94441册中外文图书（其中古籍线装书7738种、40138册）全部捐献给国家图书馆，内有大量国宝级珍本。这是他为我国文化事业留下的又一笔宝贵财富。
　　1934年 ，鲁迅在其所编的《引玉集》的后记中，写到了郑振铎：“我已经确切的相信：将来的光明，必将证明我们不但是文艺上的遗产的保存者，而且也是开拓者和建设者。”郑振铎一生为大我舍小我，始终为中国文化事业奔波，毅然承担起时代赋予的使命和责任，毕生践行“书生报国”的志愿，用行动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文化担当。
　　（吴可文 叶元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