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名片
　　罗豪才（1934年—2018年），祖籍泉州安溪，新加坡归侨，著名法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中国致公党的杰出领导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九届、十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国致公党第十一届、十二届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曾任北京大学副校长，曾兼任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中国人权研究会会长等职务。
　　罗豪才祖籍安溪，出生于新加坡，年少归国后致力于中国现代行政法学研究。在北大学子眼中，他潜心学术，是立德育才的良师益友；在法庭上，他公正廉明，是公平正义的守护者。他的一生，不仅为法治中国建设倾尽毕生心血，更留下一颗赤子廉心闪耀无限时空。
　　罗豪才生活作风十分简朴，吃穿用度从不讲究，数十年如一日骑着“破自行车”穿梭在北大校园。
　　在北大学子看来，罗豪才是一位朴素的教师，平易近人，不计较个人得失，他吃的是粗茶淡饭，穿的是普通旧衣，戴的是上世纪50年代生产的需要上发条的机械手表。一米八六的大个子，经常骑着一辆“二八”自行车。即便后来当上北大副校长，罗豪才在学校里活动也全仰仗那辆自行车。学生们说那辆车不需要锁，因为太破了，没人要；坐垫也太高，一般人骑不上去。他不仅骑自行车，其他老师自行车坏了，他还帮忙修，因为这是“拿手活儿”。
　　罗豪才曾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他用权公正廉明，不被任何势力干扰，让公平正义的阳光照进百姓心田。
　　罗豪才遇到的最大挑战之一当数深圳贤成大厦案。20世纪90年代，改革开放正“摸着石头过河”，行政诉讼法虽然已经颁布实施，但有些领导有“官本位”思想，做决策靠个人经验主张，依法行政、依法判案存在不小阻力，而罗豪才主审的深圳贤成大厦案就像一道“分水岭”，向世界证明中国坚定迈向法治道路的决心。深圳贤成大厦是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的大项目，因为外商资金困难而一时陷于停顿，心急火燎的地方政府出手干涉，直接“注销”合资企业，让外商出局。最高法院组成了以罗豪才为审判长的7人合议庭，开庭审理多日，最后判决行政机关败诉。在当时，很多人不理解，甚至引发了不小的风波。正所谓公生明，廉生威。有人来查罗豪才是否收了外商的钱，罗豪才说：“他有多少钱，能买倒我罗豪才、一个大法官？我生不为钱，且受党教育多年，绝不会为金钱所动。”有人把电话打到罗豪才家里，提醒他要“讲政治”，罗豪才回答：“依法治国就是最大的政治。”这起案件可谓“中国行政诉讼第一案”，后来在国家行政学院举办的省部级领导依法行政专题研讨班上，还被作为研讨案例。如今，深圳高楼林立，贤成大厦不再显眼，但它记录了中国法治发展的缩影，见证法治如何成为最好的营商环境。
　　罗豪才一生夙夜在公、一身正气。这或与他童年在海外漂泊成长的经历有关，很小就在心里种下“廉”的种子。
　　罗豪才童年正处于“日据时期”，小小年纪就感受到生活在殖民地的人民被歧视、被压迫的屈辱。后来，二战结束，英国又对新加坡恢复了殖民统治。年少的罗豪才发现，殖民当局腐败贪婪，视百姓如草芥，很多做法与日本法西斯同样横行霸道。当时他就有一种强烈的反对意识，心中燃起争取公平正义的火苗。
　　读中学时，他加入了进步组织。虽然新加坡殖民当局对进步活动严加控制，但他仍积极参加反对殖民统治的斗争。1951年，他被新加坡殖民当局逮捕，被监禁一年多后，18岁的罗豪才被以“出生证”丢失为由驱逐，就此搭上了回到祖国的轮船。
　　这段特殊经历给罗豪才留下深刻烙印。回国后他刻苦读书，报考了北京大学法律系。之所以学法，就是因为当年英国人的法律把他“整得够呛”。出于一颗“公心”，他开始思考如何以法治的天秤，让社会更加风清气正。后来，他为中国现代行政法学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开创性贡献。
　　与罗豪才有过人生交集的人都能深切感知他的赤子廉心。对国家，他无比忠诚，将个人命运和民族兴衰荣辱融为一体。对群众，他关爱有加、极力呵护，从不“官高一等”。对学生和下属，他作风民主、严以律己、宽以待人。他的高风亮节，宛如家乡的铁观音，沁人心田，芬芳华夏。 （陈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