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8月28日，陈满意在新加坡国立图书馆档案室。

    ▲1939年12月，《南洋商报》关于“南洋各属华侨筹赈会回国慰劳团”组建的消息。

    ▲1940年5月31日，陈嘉庚访问延安。

    ▲1940年3月，陈嘉庚率“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视察团”前往中国15省慰劳抗日军民，专程到滇缅公路视察，看望南侨机工。 （图片来源：中国侨联）

    ▲1940年11月9日，陈嘉庚抵达长汀，视察厦门大    学，高兴地说：“厦大有进步……比其他诸大学可无逊色。”

　　见到陈满意，是在一场分享活动上。当时的他，在向集美大学的学生们讲述古籍收藏、鉴别的常识。“以前我们扒梳史料，没有现在那么多网络电子文献，经常得和古籍打交道，最方便的可能就是把这些古籍书买下来。”多年来，陈满意由文入史，苦心研究，已经撰写了《名人笔下的陈嘉庚》《集美学村的先生们》等多部作品，练就了一身搜集资料的本领。
　　陈满意介绍道：“在谈到陈嘉庚1940年回国慰劳考察之旅的时候，以往的历史作品往往大量依靠嘉庚先生《南侨回忆录》中的历史素材。但这本书是他在返回南洋两三年之后根据自己的回忆撰写的，许多内容有错误。我用了3年的时间，搜集整理了那一年国内外报纸中关于这场活动的报道，大概1.2万份资料，撰写了《中国的希望在延安——陈嘉庚先生的1940》书稿。”
　　无怪乎在为这部作品所写的序言中，汪毅夫先生夸赞道：“当年的新闻对于今世的大多数读者，可能是隔世旧闻，却也可能是前所未闻的新闻，隔世旧闻久弥新也……陈满意虽非另辟蹊径，却沿此蹊径取得令人满意的成果。”
　　以下是陈满意的讲述（小标题为记者所加）：
　　1940年，陈嘉庚人生中的“决定性的瞬间”
　　1940年是陈嘉庚先生的思想发生重大转变的一年：没有回国的时候，他比较倾向国民政府，而组织南侨回国慰劳团回国之后，尤其是去了延安之后，他说出了“中国的希望在延安”。从1939年底他开始召集慰劳团成员开始，一直到1940年12月31日他回到新加坡，这一年的时间里，他究竟去了哪些地方，有什么样的所见所闻，以及包括陈嘉庚先生在内的华侨们的思想转变是如何发生的，是我叙述的主线。
　　1939年底，嘉庚先生在南洋各属广泛邀请华人社团推荐代表参加回国慰劳团，最后成行的是54名团员，除此之外，还有跟在嘉庚身边的几位著名侨领，比如庄西言、侯西反、李铁民等。这件事在当时影响很大，许多国内外的报纸都做了跟踪报道。这就为我撰写这本书提供了难得的一手资料。
　　另外，当时一些“南侨慰劳团”的成员在报纸上以家信或观感的形式报告了在国内的所见所闻和思想观点，这方面的资料在以往的研究中很少使用过，为还原这趟旅程提供了新鲜的素材。
　　“筹赈款来之不易”
　　1938年10月，嘉庚先生被推举为“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主席，在此之前的1937年8月，他已经当选了“新加坡华侨筹赈祖国难民委员会”（简称“星华筹赈会”）的主席，在南洋各界的华人中声望很高。为了回国，他特意请新加坡华侨陈延谦任南侨总会代主席，侨领李俊承任星华筹赈会代主席。
　　慰劳团定于1940年3月回国，其时，祖国尚处于春寒之时，而南洋何曾用得上厚重的棉衣。为了解决慰劳团北上的衣装，嘉庚先生号召华侨捐献，有华侨就将家里珍藏的皮裘贡献了出来。根据统计，在1938年—1939年内，南侨总会捐款额就达1.5亿元之多。嘉庚先生经常在发表演讲时说，筹赈款来之不易，许多都是南洋一千一百万侨胞的血汗钱。
　　1940年3月26日，嘉庚先生抵达重庆，受到了非常隆重的欢迎。他入住的是重庆接待高级官员和外宾的嘉陵宾馆。嘉庚先生表示没必要这么浪费，完全可以和其他侨领住同一个房间。从抵达重庆开始，无休无止的宴请接待更是让他恼火，以至于要在报纸上刊登声明，明确表示自己回国不是来出席宴会的。这些材料已经隐隐透露出他对国民政府奢侈浪费的忧心，尤其是在回国之前，筹赈总会刚在南洋筹集50万件棉衣给前线的将士们，一回国却看到这么奢侈无度的生活，难怪让他发出“绝无一项稍感满意，与抗战艰难时际不甚适合耳”的感慨。
　  “67岁的嘉庚先生，凌晨4点就出发了”
　　5月，嘉庚先生将慰问团一分为三。他自己未参与任何一个团，而是同侯西反、李铁民等单独行动。据统计，他这一路坐过十几种交通工具，从车船到滑杆，从火车到骡马，甚至过黄河的时候还乘过羊皮筏子。为了节约时间，有时他凌晨4点就出发了。
　　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片段。在西北的时候，风沙遍地，他乘坐的汽车密封性能不好。为了阻挡风沙，嘉庚先生不仅用布包住头，还用纸把鼻孔给堵住了，这才稍有缓解。抵达之后，大家扯下头上的布，嘉庚先生竟忘了鼻孔还堵着，直到别人笑起来才发现。这些报道中呈现出来的诙谐场景，也印证了他勤俭节约和不辞辛苦的作风。
　　甚至，他还甘于冒风险。他在福建逗留50余日，足迹遍及八闽大地。他赶往内迁的安溪集美学校时已经是夜色深沉，800多名师生闻讯步行前往祥云渡迎接。报道中称拿着火把的队伍在路中行走，呈现出壮观的“之”字形，画面非常生动。在考察被毁坏的集美学村的时候，当时厦门岛已经被日军占领，经常对集美进行炮击和轰炸，随同的人一直劝他一定要注意安全，不要站在高处，但嘉庚先生执意站在延平故垒的高岗上，要看一看被毁坏的祖国山河。
　　“中国的希望在延安”
　　这场慰劳之旅并非浮光掠影的参观，而是一场脚踏实地的考察之旅，对中华民族命运将走向何方的求索之旅。
　　嘉庚先生一行所到之处，非常关心当地经济社会状况和风土人情，对老百姓的生活做了很细致的考察。在福建，他观察到由于国民政府在抗战期间实行“统治运输”，米粮甚至食盐不允许私自交易，必须由政府拨配，否则就要受罚。但他来到后溪码头的时候，看到很多米堆放在岸边，由于没有足够的人手运输，白白地放坏了，造成了很大的浪费。
　　在延安，嘉庚先生考察了当地的市场。他看到路边有许多商店，人们告诉他，这些店铺都是私人经营的。他一开始还怀疑。后来他询问边区政府财政厅长南汉宸，商店需要多少资本？要抽多少税？得到答复后，他才改变了原来认为共产党“有产必共”的看法。
　　而更“刺激”嘉庚先生的是另一项对比。在重庆时，慰劳团成员“蒙”蒋介石“召见”，会见前后均要三鞠躬，等级森严。而在延安，中共中央招待他，隆重、热情但节俭，餐桌设在露天，用的是旧桌面，用报纸当桌布，大风吹来把纸吹跑了，就再用一张纸替换。这种勤俭节约的作风让他非常亲切。
　　延安之行让陈嘉庚产生了对中国共产党的理性认识和认同，他返回南洋后，激动地写道：
　　“去年新加坡各社团联合欢迎我，我的演讲措辞是相当悲观的。我曾说，中国要转弱为强，必须再等半个世纪才有希望。经过这次回国实地考察，才知道我的话说错了，原来拯救中国的人不但早已诞生，并且已经在那里做出许多大事了。假如有更多的人像他们那样刻苦耐劳，埋头苦干，我们中国一定可以成为世界上第一强国。”
　　（赵凯/文 图片除标注来源外，均由受访者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