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有机会见到了阔别40多年的中学老校长。
　　老校长黄文忠稳稳地坐在我边上，岁月如刀，在他脸上刻下了一道道皱纹，然而，他一双苍劲的手如蟹钳般握住我久久不放……老校长侃侃而谈，几十年前的事件和细节居然记得一清二楚。沿着他的记忆之渊，我打捞到了一些碎片。
　　1974年我高中毕业，他那时是校团委副书记。记得某个放学的傍晚，他找到我，要我出一期关于加强政治学习的板报。我在家里捣鼓了半宿，第二天就把板报上墙了。他为我竖起了大拇指，从他的表情上，我读出了“慈祥”二字。那时，我想象不出还有比他更为和蔼可亲的笑容。
　　黄校长一辈子徜徉在仙游县郊尾中学不愿离开，几次调令让他回到老家福清市，那是个侨领集中、经济发达的地区。他说，郊尾中学是他的第二条根，牢牢扎住了。
　　我想起了“乡愁”这个字眼。黄校长的生活方式有点像土耳其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帕慕克，居住在伊斯坦布尔这个介于两个大洲、两种文化的“不怎么故乡的故乡”的城市里。帕慕克在《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里说：在那里生活需要分身——倒不是他的那双眼睛看不过来两边的风景，而是因为这座城市充满了乡愁，也充满了岔路，那里的天空弥漫着两重性的妖魅。黄文忠校长当年在仙游和福清两个县区来回奔波，不也是在“乡愁”和“岔路”上书写着属于他的历史。当然，随着他在郊尾中学的时间日益增多，他的“乡愁”开始华丽转身了。
　　高中毕业后，我回乡了一段时间，被借调到公社办公室编辑《学大寨简报》。有一天，黄校长来到公社找负责文教的党委委员，顺便到我办公室坐了会儿。他翻了翻我正在读的鲁迅杂文集《二心集》，说道，这里面的《“友邦惊诧”论》不就是你们的课文吗？其实我是自己复习了一下。那个时候的中学生，知识网络是支离破碎的，我们都是在一个又一个知识的孤岛上转来转去，出了孤岛，抵达的依然是一面面斑驳的墙壁。
　　1976年底，最后一批“工农兵学员”开始招生，经考试后，我被大队推荐，去参加县里组织的集中考试。黄校长被临时抽调到县招生办工作。考试结束，县招生办要我代表全县考生上台做个表态发言。那天下午，面对着全县200多名考生，我第一次在这样的场合斗胆“纵论”了一回，现在想来是多么幼稚。后来，我才知道是黄校长极力推荐我的。虽然我在中学时期的作文还算可以，但那种场合却并非我发挥奇思妙想之地。上大学进了中文系，接受正规的文学训练，我经常会想起那一幕。那天，我在台上看到黄校长就坐在第一排，像如今的论文答辩教授，会议当然没有那种“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的日常烟火气。会议结束后，我心神不宁地走到黄校长跟前，他照样是竖起了大拇指，令我顿生“忽魂悸以魄动，恍惊起而长嗟”的感觉。
　　几十年恍恍惚惚地过去了。我不时从老同学那里，得知老校长的一些行踪。他“惟精惟一”，一辈子只蹲守一个地方，一生只做一件事——教书育人。“桃李满天下”这个词用在他身上，就像他在用自己的生命，一刀一刀地镂刻出隐藏在每一节课之中的平平仄仄，在他生命的田野上，每一位学生都是一粒等待破土的种子。
　　教书育人求的是宇宙大道，大道存焉。我想用“志归完璞”四个字去概括黄校长的一生，这其实也证明了他内心的一个永恒的渴望。
　　那天的面谈，就像“穿花蛱蝶深深见，点水蜻蜓款款飞”，毫无违和之感。本来以为见到黄校长，我一定会有所羞涩的，因为我的确是多年未见到他了。他对我娓娓谈起，那时的郊尾中学云集了一批优秀教师，有一位是全县仅五位的一级教师，还有几位二级教师。他们都生活在对于教育的纯粹信仰中，有着知识分子那种令人陶醉的感性炽热。我知道其中的一位数学老师，对于数学怀有一种激情，虽然他没有教过我，但我偷偷旁听了他的数学课。有一次他看到了我，就把我叫到宿舍里，让我演算一道数学题。我很快就演算了出来，他轻轻拍着我的肩膀，说：“数学不是死的运算，它是有灵魂、有生命的智慧。”这句话让我不由得看到了内心深处的光亮，因为此时我觉得一些生命的内容，正在或即将由我分享或分担。
　　我最终选择了读中文系，但只是“学科转向”，数学的思维“灵魂”似乎没有“转向”。文学这个名词其实是含义模糊的，它包括审美、体验等等，旨在建构风格化的个人经验和心灵形式。然而，数学思维仍潜在影响着我对于文学和美学问题的体认。我的《艺术感觉论》一书对于艺术感觉的结构和功能的认识，对于从物理感觉进入到心理感觉、最后上升为艺术感觉的“选择”与“建构”过程的认识——这论证逻辑恰与数学思维相吻合。
　　人生相逢太匆匆。那天我还来不及跟黄校长谈论这些，想必今后还会有机会的。我想在内心驻守一种“静谧的激情”，待我的意识进一步萌醒之时，再将我、他人和人生这些触碰个人心灵的内容，跟黄校长好好诉说一番。
　　（杨健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