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洋考》明 张燮著

    《东西洋考》东西南海夷诸国总图

　　赵凯
　　1628年，崇祯改元之初，徐霞客来到福建漳州。他已经行走天下二十载，却在这座海滨城市停留良久，并在六年内三次重访。这个举动，在他终生跋涉的旅程中，显得异常鲜明。他不是为了一处山水而来，而是为了一位文士——张燮。
　　一个面朝大海的士人
　　张燮（1573年—1640年），福建漳州人，出身书香门第，自幼聪慧，十六岁即补诸生，万历二十二年中举。之后四上春闱皆未中，便不再求仕，以举人终身。他虽未入官场，却以其著述与操守赢得广泛敬重。
　　他的一生充满风雨。1608年起，张燮先后经历父母逝世丧、妻儿早亡等重大变故。亲人相继离世，加上身体羸弱，让他的心境日渐沉寂。
　　张燮中年后便不再有庙堂之志。他谢绝了何乔远、阮大铖等人三番五次举荐他入京修《神宗实录》的建议，表明“志在竹帛千秋，略无再入长安之意”。
　　他将精力投入著述与刻书之中。他居住于漳州南岩，先后建有霏云居、群玉楼、万石山房等书斋。在《霏云居记》中，他写道：“余欲示世以无复出理，乃趣治工，不暇计其贫俭也。”他曾因家贫典当别业，只为维持刻书开销和接待文友。诗社、词盟、文会，是他精神生活的支柱；他与林茂桂、郑怀魁等人并称“漳州七才子”，亦与黄道周、焦竑、何乔远等海内文士过从甚密。
　　张燮好游历，在峄山、铅山、武夷山、天柱山、九日山等地都留下诗文。他的文字不仅记山川之形，更寓人生之感。他所作《群玉楼集》收文数百篇，另有《东西洋考》《漳州府志》《海澄县志》等重要著述流传。
　　一生清贫寡欲，著述满家。他是晚明文士中少有的集儒、释、道之气骨于一身的写作者。他笔下的世界，既有世故人情，也有天地风涛。
　　在书斋里丈量海洋
　　张燮将生命中最沉静也最有力的时刻，留给了《东西洋考》这部以一人之力完成的巨著，留下了他对更大世界的冷静观察与细致描摹。
　　书中共记述东洋、西洋四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情况，涵盖国史、风俗、地形、物产等内容，并汇集大量航海细节。《舟师考》一卷，是整部书中最具“技术含量”的篇章。张燮在其中详载从漳州出发前往诸国的针路，指出行船时的罗盘方向、需转舵的地标、潮汐起落的时段、水深浅的界限，甚至包括船舶到达某处后要“打水”多少、何处可以停泊避风等实际操作。这些资料多数来源于舶人经验，张燮反复求证、整理、归纳，加以系统书写，成为后世研究明代航海技术的重要资料来源。
　　在旧有《针经》中，许多内容仅为舶人间口耳相传的行话、俚语，张燮特别注重对这些术语的解释与补正。他在《自序》中写道：“其有故实可书者，为补饰之；其破碎者，为其镕成一片。”他不是仅为记述而记述，而是力图将零碎经验转化为“凡人可读”的实用知识。
　　他的眼光，不仅局限于中国与异邦的通达路径，也关心通商行为的安全性与公平性。《东西洋考》对各国对待中国商人的态度进行了细致对比，例如，占城“屡屈我商”；猫里务虽利通贸易，却“多有海盗劫掠之事”；而哑齐国则“市井安平，互市公平”。张燮据此为出洋商人提供现实选择，指导他们趋利避害，避开危险区域，优先前往态度友好的邦交之地。
　　除了针路与安全，他还记下了各国的特色物产及市场价值。例如他指出交趾盛产丹砂、占城出贝齿，爪哇出犀角、龙涎香等。通过这些记载，不仅让商人清楚远洋之“可图”，也为朝廷了解海外资源提供依据，弥补了史书中海外诸国“嘉隆以后为尤略”的空白。
　　可以说，《东西洋考》不仅是地理志，也是全球贸易手册，是将“海洋知识”转化为“国家情报”的著作。而完成这项工作的，是一个没有出海、没有功名的隐士，在山居书屋中、在贫病交迫中，以纸笔织造出中国人认识世界的知识坐标。
　　他未曾远航，却比许多登船者看得更远。他不依赖地图，却让“世界图谱”在书页中展开。他以一个明代士人的身份，走到认知空间的边界，并为后来的中国留下了可通、可行、可用的世界认知方式。
　  字里行间的警醒之言
　　在晚明这个海上贸易兴盛与列强侵扰交织的时代，张燮不仅仅是一个记录者，他更是一位具备前瞻性的知识人。《东西洋考》中相当一部分内容，反映出他对国家海防、外交危机以及边疆治理的深刻思考。这使得这部地理志不仅仅是世界通识手册，更是一部有关“国家处境”的清醒之书。
　　他最直接的关切之一，是对外来势力侵扰中国海疆的警觉。在《外纪考》中，他记录了倭寇对浙江、福建、广东等地长期的劫掠，并具体描写其手段之残忍：“焚官庾、墟民舍，缚婴儿竿上，沃以沸汤，卜孕妇男女，剖视赌酒为乐，残毒不忍言。”这种细致的描写，并非渲染残酷，而是张燮在努力传达一个危险信号：国家必须正视海防的松懈与敌人之凶狠，不能再以内地为中心，轻忽边疆防务。
　　更严重的，是殖民势力的渗透与掠夺。在记述佛郎机（葡萄牙）与红毛番（荷兰）的章节中，张燮详细描述了西洋列强如何在吕宋、澎湖、马六甲等地设点扩张，甚至一度与中国沿海贪官勾结，企图染指漳州。他记录荷兰人舰船之制、火器之利，形容其“舟设三层，旁设小窗，各置铜铳”，“大铳发动，洞裂石城，震数十里”，显露出一种超越文化优越感的军事现实判断。张燮清楚，这些国家不只是贸易伙伴，更可能是未来的敌人。
　　他对外交局势的把握极具系统性。例如，他在《西洋列国考》中分析马六甲的归属与暹罗的交恶、哑齐的通贡记录、彭亨与柔佛的战争、婆罗的内部纷争，构建出一幅充满张力的东南亚政治图景。他特别指出，马六甲“奕世朝天，用深帝眷”，但也曾因暹罗进犯而遣使告急，足见地方王国之间常有战争与附属关系的变动，中国的朝贡体系其实并不稳固。
　　在处理华侨问题上，张燮也体现出强烈的国家责任感。他在《吕宋纪事》中记录了“压冬”华侨在吕宋被屠杀的全过程——张嶷妄报吕宋“机易山有金豆”，导致朝廷派员考察，引发西班牙殖民者心生疑忌，制造惨案。张燮不仅记录过程，还追溯起因、批判中外政失，指出此事不仅是商人之灾，更是朝廷情报系统失效的后果。他写：“众人逃散后饿死山谷间，横尸遍野，合计两万五千人，幸存者仅三百人。”这一描述令人震撼，流露出他对国家缺乏海洋治理意识的深深忧虑。
　　此外，在《饷税考》中，张燮分析了“海禁”与“开海”的制度循环，指出其根源在于官府既要遏制走私又要倚赖商税，政策往往摇摆不定。他提出明确主张：应结合实际、善用地方经验，在开禁与监管之间寻求平衡。特别是漳州月港作为唯一合法对外通商口岸，其税馆设立、饷饱分配、巡检制度，都被他系统梳理，为海政改革留下宝贵参考。
　　徐霞客第一次到访漳州时，张燮刚刚完成他的《东西洋考》，这或许只是一种巧合。但在冥冥之中，又何尝不能看作两位士人的“量子纠缠”？与徐霞客走遍千山万水不同，张燮没有远航，却抵达了那个时代中国人认知世界的前沿。最终，我们记得他，不是因为他被谁拜访，而是因为他在凝神静气间，写下了传世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