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本义》（万历刻本）中的河图、洛书
    《六书本义》（正德十五年胡东皋刻本）中的天地自然河图

五生十成图 十生五成图 （来源：《中国天文考古学》）

五位图 九宫图 （来源：《中国天文考古学》）

   玉版 玉龟 新石器时代玉版及玉龟（安徽含山凌家滩出土）（来源：《中国天文考古学》）

    古彝文文献所载不同样式的“宇宙”图  （来源：《中国天文考古学》）

　　李敏
　　孔子感慨“河不出图，雒不出书，吾已矣夫！”一语道尽上古河图洛书在春秋时期已然湮没的史实。自周室衰微、礼崩乐坏，这份被《易经·系辞》奉为“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的文明本源，便在中原大地失其踪迹，千余年间只存于典籍传说，不见实物真形。
　　这份失传的文明密码，却在南宋被重新寻回，这得益于两位来自福建的儒学大家——朱熹与他的学生蔡元定。朱熹穷其一生构建理学体系，核心在于证明那个超越天地、无形无相的“理”真实存在。他相信“理无形也，假象而显”，他认为传说中由天所授、圣人取法的河图洛书，正是“理”在人间最直接的显现。若此图可证，则天道先于人道、天理超越人事的宇宙秩序，便有了最坚实的证据。
　　当时，士大夫阶层流传“河洛遗学多在蜀汉间”。朱熹深受此说影响，派蔡元定深入蜀地探寻。蔡元定此行不仅从西南彝族古老的文献中找到了线索，更带回了三幅至关重要的古图。
　　他将其中两幅图交给了朱熹。朱熹将其命名为“河图”与“洛书”，并把它们列在了《周易本义》的卷首。从此，这两幅图式深刻影响了后世的易学研究，成为理学建构的基石。
　　然而，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冯时考证，这桩学术公案背后还隐藏着一个“秘密”。蔡元定交给朱熹的两幅图，实际上都属于“洛书”体系。而蔡元定自己留下的第三幅图，才是真正的“河图”。这幅“河图”被蔡元定家族秘藏，直到元末明初才由学者赵撝谦在《六书本义》中公布于世，将其称之为“天地自然河图”，并在图下加书了一段注文：此图世传蔡元定季通得于蜀之隐者，秘而不传，虽朱子亦莫之见。今得之陈伯敷氏，尝熟玩之，有太极含阴阳，阴阳含八卦之妙。经过后世士大夫阶层的规范化、理想化改造，这幅源自上古星象的原始图式，最终演变成了我们今天常见的太极图。
　　这也引出了一个关键问题：蔡元定找到的河图洛书，是上古流传下来的真本吗？长久以来，宋传河图洛书饱受争议，明末清初的胡渭在《易图明辨》中指出，今传黑白点河图洛书是伪造的；更有“河九洛十”与“河十洛九”的学术论争。冯时沿着蔡元定的方向翻阅彝族古籍时，发现了蔡元定找寻的三幅图，在古彝文中，与朱熹命名的河图相似的图名为“五生十成图”，与洛书相似的图则名为“十生五成图”，与蔡元定私藏的“天地自然河图”名为“宇宙”。
　　更有意思的是《中国天文考古学》中提到“天地自然河图”是一幅天文图，主要描绘的是苍龙星象盘环在一个象征天盖的圆图上。由于龙星东升西落，回天运转，于是古人将其描绘成卷曲的形状。而苍龙星象的重要性，体现在它是古人安排农时的核心依据。
　　古人把天空中的星辰分成二十八星宿，其中角、亢、氐、房、心、尾六宿组成了庞大的苍龙星象。冯时认为《周易·乾卦》中提到的“六龙”——潜龙、见龙在田、或跃在渊、飞龙在天、亢龙有悔、群龙无首，正是对苍龙星象在地平线上运行周期的描述。潜龙是指苍龙星还没有出现在地平线上；“见龙在田”的天象是指苍龙星最上方的角宿露出地平线，在民间俗语里被称为“二月二龙抬头”；而“或跃在渊”，则是指苍龙星的角、亢、氐、房、心、尾六宿全部跃出地平线，此时银河恰好出现在龙尾下方，因此冯时推断“河图”中“河”的本义是指银河；“飞龙在天”是苍龙星在最高的位置；亢龙有悔是苍龙星从最高点向下运行；群龙无首是指苍龙星的角星处于地平线以下。
　　朱熹指出“河图”之数是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数五，地数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洛书”之数是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为肩，六八为足。
　　据此，冯时认为“河图”可以画成以五、十居于中央的五位图，“洛书”可以根据“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九个数字，从右到左，自上而下三三排列而成的九宫图。
　　在安徽含山凌家滩遗址中，出土了石龟夹持的玉版，玉版上刻画的正是地理空间格局，中部为指向四方的八角图形。在《中国天文考古学》中提到，这个八角图形正是结合了“河图”“洛书”两个图形，综合了五位九宫的含义，以此冯时推断“河图”“洛书”是同一类的图形，源于古人利用太阳辨方正位的活动。
　　学者提出河图源于先民观察天象以掌握农时，洛书则是对地理空间的系统认知。二者的结合，形成中国最早的时空规划体系，至今仍被运用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之中。
　　这也引出了另一个谜团：为什么承载着中华文明源头的“河图洛书”，最终会在千里之外的西南彝族文献中被找到？
　　现代考古与民族学的交叉研究，或可窥见一二。傅斯年先生在中国上古文明格局中，提出著名的“夷夏东西说”，即东部的夷族（东夷）与西部的夏族（华夏）共同构成了中华文明的源头。根据冯时的研究，原来西南的彝族的“彝”字在历史上正是“东夷”的“夷”，而彝族先民，正是从东部迁徙至西南的东夷族群的后裔。
　　河图洛书在朱熹、蔡元定手中重现，更像是中华文明南迁的历史宿命。永嘉之乱、安史之乱、靖康之难，三次大规模衣冠南渡，中原士族、典籍礼乐、文脉精髓一路向南迁徙，北方屡遭战火蹂躏，文明层层断裂，而福建以山海为天然屏障，偏安一隅，包容万物，成为乱世之中中原文脉的避难所与传承高地。朱熹在闽治学五十余载，建书院，传理学，立道统，蔡元定居于建阳，终身辅佐师门，深研象数奥义，二人以闽地为文脉温床，让河图洛书这一停留在上古传说中的文明源头，转化为中华民族可以清晰阐释的文化根脉，让那些只在口耳之间流传的故事，拥有了可以安放、可以传承的载体。
　　从春秋孔子的扼腕长叹，到南宋朱子师徒的万里求索；从中原开启中华文明的起源，到西南的秘藏传承，再到八闽大地的重光焕彩，恰是华夏文明传承不息的生动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