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海的福清（AI/赵凯）

    叶向高故居豆区园（AI/赵凯）

　　在明末风雨飘摇的时代，一位福建福清走出的宰相，用一生诠释了“向海而生，因海而治”的政治哲学与文化胸襟。他就是叶向高。这不仅是一位政治家的生平，更是一段福建“海洋精神”的历史回响。
　　海风洗礼 叶向高的海洋感知
　　叶向高，一位明末政坛上的重要人物，一生两度执掌内阁，堪称风雨飘摇时代中的中流砥柱。他的政治才干与人格修养固然令人称道，但若将目光投向他的出生地——福建福清，便不难发现：他身上的精神特质，深深植根于这片“面朝大海”的土地上。
　　福清，地处大闽江口，三面环山，一面向海，自古便是海防重地与商贸要津，被誉为“海滨邹鲁”。明代中期，福清既因富庶而繁荣，又因外患而屡遭劫难。嘉靖年间，东南沿海倭寇猖獗，福清成为重灾区。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倭寇攻陷福清县城，所过之处，庐舍焚毁，民众四散。牛田（今福清龙田镇）甚至被倭寇设为根据地，四处劫掠，尤以大闽江口一带受害尤深。
　　便是在这样的乱世之中，叶向高于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七月三十日出生于福清化南里（今港头镇后叶村）的一个既耕且读的书香之家。他的祖父叶广彬是耕读之家之代表，既务农又尊儒；其父叶朝荣，虽科举屡屡受挫，却终身以学为志。然而，即便是这样一个讲求诗书传家的家庭，也难逃战火之殃。
　　关于叶向高的出生，还有一段颇具象征意味的记载：其母林夫人临产之际，因战乱避居娘家，却因民间忌讳而被拒收。她只得独自返家，途中在一个破败的厕所中艰难分娩。这一事件不仅烙印在叶向高的记忆中，也被他自己晚年所记：“母皇遽出，依败厕颓垣，而生孤。”为铭记当年苦难，他少年时曾名“厕仔”，是这段人生所留下的痕迹。
　　然而，海洋的另一面，却是财富与机遇的象征。隆庆元年（1567年）开放海禁后，大闽江口地区被纳入环中国海的贸易网络，福建成为全国海贸重镇。福清人多精于商贸，通海致富，叶向高的亲属中便有多位参与海上贸易。表亲薛鸣岐“顽犷不驯，而有干济才”，少时避乱三山（今福州），以贸易致富，“不十载，累千金”；姑父薛如冈亦曾商路起落十余年。
　　因此，海洋于他而言，不仅是童年惊惧的根源，更是成长认知的起点。叶向高在战争阴影下诞生，也在航贸兴盛中成长。他的早年经历，正如海洋一般，充满了两面性——既有惊涛骇浪的威胁，也有繁荣昌盛的可能。正是在这片风云海域的熏陶中，叶向高的人格与世界观悄然成形。
　　掌中波涛 叶向高的治海理念
　　尽管身在朝廷中枢，叶向高却始终心系家乡福清和更广阔的海疆社会。他深知福建是东南门户、海上交通要冲，亦是中国海洋防线的前沿阵地。明代中晚期，外患频仍，尤其是倭寇袭扰、海禁摇摆、边疆动荡等问题频频冲击着沿海秩序。而在这些风起云涌的背景中，叶向高不仅以朝廷官员的身份关注海洋安全，更以闽人之心，为福建社会的安定积极发声、积极作为。
　　早在青年时期，叶向高便与后来著名的抗倭将领沈有容相识。二人结缘于万历八年（1580年）叶向高赴京参加会试的途中。据叶向高回忆，他“自为孝廉，即从将军游，徘徊燕市，流连不能割”，由此结下深厚友谊。沈有容后来转而从军，长期戍守福建沿海，先后任职福清海坛、泉州、福州等地，为东南防务立下赫赫战功，尤其以“东番平倭”“谕退红毛”最为人称道。
　　万历三十年（1602年），倭寇企图侵占台湾。沈有容亲率战船奇袭，虽途中遭遇台风、折损船只，仍鼓舞士气奋战到底，终将倭寇一举歼灭。这场战役，不仅打击了日本对台湾的觊觎，也确立了明廷在台湾的主权，是中国军民在台岛抗击外寇的首次重大胜利。这一战役，也凝聚着连江名将陈第的智慧。陈第年逾花甲，却毅然出征，参与作战、勘察岛屿，并撰写《东番记》《舟师客问》，成为后世研究台湾最早的文献之一。
　　当叶向高得知好友在家乡近海建立奇功，满怀欣慰，赋诗相赠，诗中写道：“扶桑万里无烽火，箫鼓楼船日征曛。”其情其意，不仅表达了老友间的欣喜，更隐含着他对国家海防安宁的由衷期待。
　　沈有容立下战功，正值叶向高任南京礼部、吏部侍郎期间。后来，即便他调任中枢，依然保持着对东南海疆安全的高度警惕。万历四十年（1612年），当日本吞并琉球并借此与中国通贡之时，叶向高上书朝廷指出：“倭将明琉球，挟其代请互市，心甚叵测。”他警告说，若放任其图谋，不仅闽、广将告急，朝廷更将疲于奔命，无力应对。在给福建巡抚丁继嗣的私人信函中，他更直接表达担忧：“今所虑者，彼既吞琉球，渐而据鸡笼、淡水，去我愈近……是剥肤之灾。”
　　除了海防安全，叶向高对福建百姓的生活疾苦同样敏感。当时，税监高寀在福建横征暴敛，尤其在海贸发达的地区加重赋税，导致商贾流亡、民怨沸腾。叶向高在得知此事后，立即上疏明廷，痛陈“矿税之害”，直言民不聊生，商路断绝。经他多次奏请，终于促成税监高寀被召回，福建百姓称颂他“为海邦除一害”。这件事，也从侧面体现出叶向高虽为朝中重臣，却始终未忘家乡之忧。他不仅看重国家整体的“治海之策”，也在乎普通百姓的“海上生计”。
　　心纳万象 叶向高的文化海洋观
　　在东南沿海的风浪中成长，叶向高不仅以一位宰辅的身份关注家国海防，也始终保有一颗包容博大的文化之心。他所理解的“海洋”，不仅是一片地理意义上的水域，更是一种跨越疆界、交流思想、接纳差异的范畴。
　　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黄檗山万福寺年久失修、香火凋零。面对这一片承载中日佛教渊源的圣地残破景象，时任首辅的叶向高毅然出资，捐出白银四百两，并亲自发起募捐活动，支持全面修复工程。
　　在他的带动和推动下，寺中僧众成功请回《大藏经》678函，寺庙重新焕发生机，成为明末福建地区佛教文化复兴的重要象征。清顺治年间，僧人隐元隆琦正是从黄檗寺出发，东渡日本，创立日本黄檗宗，使黄檗文化在东亚海域再度流播，成为中日佛教交流史上的里程碑。
　　与佛教并行的，是叶向高对“西学东渐”持有的高度关注与宽容态度。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定居南京，迅速成为士大夫圈子中的学术热点人物。叶向高亦在此期间与利玛窦建立了联系。叶向高评价利玛窦及其学说时说：“其人皆绝世聪明，于书无所不读，中国经史译写殆尽……其技艺制作之精，中国人不能及也。”利玛窦去世后（1610年），叶向高在朝中多方斡旋，推动明神宗批准赐地安葬。面对有官员质疑：“从古远人来宾皆无赐葬，何独厚此人？”叶向高回答道：“姑毋论其他，即其所译《几何原本》一书，即宜钦赐葬地矣。”这是对西方科学与学术贡献的极高评价，也表现出他对跨文化交流的历史眼光。
　　更令人注目的是，利玛窦身后，叶向高与其助手庞迪我神父继续保持来往。他向庞神父学习天文学，短时间内便掌握日晷的调节原理，甚至亲自试验，表现出浓厚兴趣。
　　丁卯年（1627年）初夏，已致仕归里的叶向高，因久病不愈，前往省会福州求医。在身病日益加重的同时，他也背负着一种更深的“心病”——作为三朝元老，他自称“老而自废”，但阉党仍不容其闲居乡里，“眈眈者尚未已”，心中郁结愈甚。正是在这种身心交困、郁抑难解的状态下，他发起了一场影响深远的跨文化对话——与耶稣会士艾儒略在福州芙蓉园展开了被后人称为“三山论学”的深度会晤。
　　论学地点位于叶向高福州故居“芙蓉园”内，这是一座典型闽派宅邸，园内亭台水榭、曲桥假山、石刻题咏，环境清幽雅致。
　　论学开始的第一天，艾儒略由石仓园受邀前来，与观察使曹学佺一同会见叶向高。叶向高尚未寒暄，即开门见山提出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二君俱意在出世，一奉佛，一辟佛，趋向不同，何也？”艾儒略答曰：“各以生死大事为重耳。”曹学佺则从儒者立场回应：“吾于佛氏，亦择其善者从之……六度梵行，或亦人世指南。”由此，三山论学揭幕，展开一场围绕“生死大事”的思想碰撞。
　　这场论学持续两天，叶向高提出连番五个问题，问题表面涉及宗教伦理，实则直指明末社会现实之弊端与自身内心之焦虑：“为何天地间会生出爪牙角毒之物？”他质疑天地万物中为何有害人之物存在，暗指社会中恶人横行；“善人为何也受祸？”借神学提问，倾诉对良善者不被善报的失望；“既有天道奖惩，为何恶人不受罚？”是对明末权奸横行、恶人反得福报的现实拷问；“为何不荐生贤哲之君？”直指对皇帝昏聩的无奈，言辞中饱含对理想政治的渴望；“为何不歼绝恶人？”更是将其“除恶务尽”的愿望推至极点，表达对阉党势焰的痛恨。艾儒略一一作答，显出其对中国士人精神困境的深切理解。
　　黄景昉在《三山论学记序》中指出，叶向高提出的问题，大多是大家想说但不敢说的话。这场论学远不止于学术交流，它让一位身处晚明乱局、内外交困的士大夫，在生命最后阶段试图寻找一线心灵慰藉，也留下了那个时代士人对信仰、秩序与善恶的终极追问。
　　论学之后不久，叶向高病势加剧，在福州医治无效，于十月七日病逝于福清，享年六十九岁。他的一生，是在海边启程、在庙堂尽责、在文化中回望的旅程。他用风雨中的坚持，诠释了“朝与潮之间”的真正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