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逸鸣
　　朱熹廉洁思想是涵盖“修身—为政—化俗”的体用贯通、环环相扣的体系，充分彰显了儒家“内圣外王”的修身治世之道。福建是朱熹生长、讲学、施政的核心区域，其廉洁思想在此地历经实践之淬炼，不仅留下了鲜活的历史印记，也为当今思考廉洁文化建设问题提供了超越时空的智慧。
　　廉以修身 个体心性的价值安顿
　　朱熹并非孤立地倡导廉洁品行，而是将其纳入理学框架中予以证成。朱熹廉洁思想以“ 性即理”的本体论为逻辑起点——人禀受天理而具“天命之性”，此性至善无恶，廉洁被视为天理在心性的本然呈现，这就为廉洁价值奠定了形上根基。现实中的不廉源于私意、物欲对天理的遮蔽与干扰。“廉以修身”的本质，就是不断克除私欲以复归本性。这一过程的关键价值导向是“义利之辨”。朱熹主张“以义制利”，他所拒斥的“利”，特指违背道义、损人利己的“私利”；至于合乎天理、普惠苍生的“公利”，本身即是“义”的体现。此一精密辨析，将廉洁从对利益的简单回避，升华为一种基于理性判断与道德抉择的积极价值持守。为确保这一价值理念内化为主体自觉，朱熹构建了以“ 居敬”“穷理”“慎独”为核心的修养工夫论。“ 穷理”是通过格物致知明晰是非善恶的标准，“ 居敬”要求保持内心的庄重与专注，从意念源头遏制贪欲；二者共同作用，形成理性认知与意志锻炼的双重保障。“慎独”工夫尤具深意，强调在独处时仍恪守道德，追求发乎本心之“诚廉”。本体明其源、价值定其向、工夫践其行，三者贯通而成朱熹廉洁思想的“内圣”逻辑。
　　在闽地数十载的岁月中，朱熹身体力行其修身理论，将廉洁价值观沉淀为朴素清俭的生活方式与慎独诚敬的生命状态。无论是隐居著述讲学，还是出任地方官，朱熹始终过着“箪瓢屡空”的俭朴生活。他“衣取蔽体，食取充腹，居止取足以障风雨”，有限的俸禄多用于刻印书籍、接济学子与公益之事。在知漳州任上，他推行“正经界”改革，触动了豪强地主的利益，在多方阻挠与利诱之下，始终恪守公心，不为所动。这些行迹共同勾勒出朱熹将高深义理化为日常践履的鲜活形象，使其廉洁思想具有真实可信的人格感召力。
　　朱熹“廉以修身”的理念与实践，为当代公职人员的品德培育与人格养成提供了传统智慧。其一，朱熹以理学的深度与广度，为廉洁价值构筑了一座坚固的精神堡垒。这启示我们：廉洁教育应超越单纯的法纪警示，深入优秀传统文化的宝库，阐释清楚廉洁价值观的重要意义，引导个体筑牢信仰之基，完成价值内化与意志磨砺。其二，朱熹严谨缜密的修养工夫论，与党员干部需加强党性锻炼、做到“心有所畏、言有所戒、行有所止”的要求高度契合。汲取“穷理”“居敬”“慎独”等修养智慧，有助于培育“从心所欲不逾矩”的道德自觉，使廉洁真正内化为不依赖于外界监督的人格底色与生活方式。
　　廉以为政 公共权力的伦理规约
　　朱熹的廉政理念，是修身养廉的“内圣”之学向政治领域的逻辑延伸，核心在于主张“正君心”“恤民生”的政治伦理，并据此提出一系列规范权力、普惠民众的制度构想。朱熹认为，政治的本质即“正”，而“正”的根源在于为政者之“心”。“正君心”或“正官心”是廉政的根本前提，唯有掌权者心存天理、摒弃私欲，政治运行方能合乎公正。他强调，“国以民为本”“平易近民，为政之本”，施政者应“恤民生”“养民惠”，而不应聚敛与苛扰。朱熹还表现出了明确的制度理性，他认识到，廉政需要良制保障方能普行，故重视“纪纲”与“法度”的建设。他主张改革土地与赋税制度以促进经济公平；整饬科场与选官制度以选拔贤才；完善监察与考课制度以肃清吏治；等等。这些主张共同构成了一个以伦理引领制度、以制度彰显伦理的廉政思想框架。
　　在福建为政生涯里，朱熹将其廉政理念付诸实践，为闽地带来了一股清朗廉洁之风。朱熹早年任同安主簿时，就注重戢吏奸。为了增加赋税征收的透明度，他创立了“限日点追”这一新法，即改变过往派吏人催逼的做法，预先张贴公告，让纳税人在限定时间内主动交纳，而且“赋税出入之簿，逐日点对佥押，以免吏人作弊”。他在同安米仓的墙壁上题写了一首诗，作为自己与官吏们的廉政“座右铭”：“度量无私本至公，寸心贪得意何穷？若教老子庄周见，剖斗除衡付一空。”朱熹晚年知漳州，发布《州县官牒》，要求州县官员每日“赴长官厅或都厅签书当日文书”“庶得商量详审，与决公事，不至留滞，民无冤枉”，以此杜绝官吏索贿、受贿，提高行政效率。他毅然上奏请行“正经界”，此举旨在从经济根源上消除胥吏与豪强勾结舞弊的空间，是力求实现税收正义、遏制基层腐败的深刻制度改革。针对龙岩县吏不恤民情，经常“差公人下乡骚扰”，朱熹发布《龙岩县劝谕榜》，令龙岩知县“约束官吏，务宣教化，恪守条法，不得似前容纵骚扰”。在朱熹的大力整顿下，当地政风发生根本性改进，“官曹厉节志而不敢纵所欲”。
　　朱熹“廉以为政”的理念与实践，为当代廉政建设提供了丰富的历史借鉴。首先，其“正君心”的思想启示我们：廉政建设需抓住“关键少数”，强化领导干部的责任担当，发挥领导干部的示范引领作用，推动形成以上率下的廉政建设格局。其次，朱熹主张“严法度”，力求“法治”与“德治”有机结合，这提醒我们：要完善廉政法治体系，强化对权力运行的制约与监督。例如，朱熹力推“正经界”、税务公开等改革实践，体现了一种致力于掌握并公开关键基础信息，以规范行政、遏制舞弊的治理逻辑。这与当前利用信息化手段推进政务公开、加强精准监督的治理方向内在相通。第三，朱熹将廉政的最终价值锚定于“以民为本”，追求政策的公平性与普惠性，这一核心取向与当前强调“以人民为中心”、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发展思想深度契合。廉政建设的深层目的不仅在于惩治已发生的腐败，更在于通过系统的制度建设，实现对公共权力的伦理规约，从根本上造福于民、维护社会公共利益。
　　廉以化俗 社会风尚的德教浸润
　　在朱熹的思想体系中，廉洁不仅是为政者的道德准则，而且应成为全民崇尚的公共价值与社会风尚。他发扬儒家“化民成俗，其必由学”的理念，主张运用各种形式的道德教育，使廉洁文化根植于社会的基本单元（家庭、宗族、乡里）和日常生活，转化为人们“日用而不觉”的行为习惯。朱熹的社会教化体系是全方位、多层次的。面向士人精英，主要通过书院讲学、交流，深入阐释义利、理欲之辨，培养其“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精神与廉洁操守；面向广大庶民，则依托于乡约、族规、家礼、家训等载体，将廉洁价值转化为婚丧嫁娶、日常交往中的具体行为规范。
　　在福建，朱熹躬身践行其教化理念，通过兴办书院、制定礼俗、倡行家训等多元渠道，推动廉洁文化在闽地的扎根与传播，形成了深远的历史影响。他在闽地创办、修复了武夷精舍、考亭书院等众多书院，教导弟子明理修身，亲自制定书院学规，将廉洁纳入学生的行为规范之中。他培养了黄榦、蔡元定等一大批清节自持的名士，使崇尚气节的“闽学”士风闻名于世。朱熹制定、推广乡约，力图简化婚丧礼仪、弘扬廉洁勤俭之风。比如，《增损吕氏乡约》将“ 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作为核心内容，引导民众在日常生活中学礼义、知廉耻。朱熹极为重视家风家教建设，倡行优良的家礼、家训，将廉洁理念融入细微的家庭伦理之中，塑造了福建许多家族崇文重教、清俭自律的文化基因。
　　朱熹“廉以化俗”的理念与实践，对当代构建全方位、浸润式的廉洁教育体系，颇具参考价值。其一，重视学校教育的根基作用，将廉洁教育有机融入国民教育全过程，通过课程、主题文化活动等多元形式，培育廉洁守法的价值观。其二，发挥乡规民约、行业规范等非正式制度的教化功能，鼓励村、社区、企业、行业组织制定融入廉洁文化元素的自治公约，促进社会成员的自我教育、自我约束。其三，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将廉洁齐家作为家庭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以无数家庭的优良家风，汇聚成社会清风。其四，创新廉洁文化传播方式，结合先进技术打造新媒体传播矩阵，通过公益广告、短视频、网络直播等形式，增强廉洁文化在全社会的吸引力与感染力。
　　朱熹廉洁思想涵盖从个体修养、政治理念到社会风尚的完整逻辑体系，在福建的历史实践，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在新时代，深入挖掘与阐释朱熹廉洁思想的精髓要义与实践经验，推动其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可为推进廉洁文化建设、完善国家治理体系提供历史镜鉴与现实指引。
　　（作者系中共福建省委党校社会与文化学教研部讲师。本文系中共福建省委党校“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研究”专项课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意义研究”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