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舒翔
　　站在“十五五”开局起步的历史节点，中国经济的发展逻辑正发生深刻的时代嬗变。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作出“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的重要部署，这既是“十五五”规划谋划长远所展现的深远智慧，更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充满温度与力量的生动实践，让中国经济的发展平添了一份温暖的人文底色。
　　如果说早期现代化进程中的“人”更多是抽象的制度对象和生产要素，那么今天中国强调“投资于人”，正是要让“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不再是哲学命题，而成为现实路径，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区别于其他现代化模式的比较优势。
　　在许多人的理解中，从文艺复兴高扬个体精神，到启蒙运动倡导理性自由，“人的觉醒”似乎成为近代西方文明的出发点。
　　但如果把目光从书页移向历史现场，就会发现另一面现实：进入资本主义原始积累阶段，英国大规模推行圈地运动，“羊吃人”的时代来临，大批农民被逐出土地，背井离乡涌入城市，成为工厂里的廉价劳动力。他们并不是作为有尊严的“人”进入现代经济，而是作为可随时替换的“劳动力单位”被吸纳。
　　远洋航海时代的“三角贸易”中，非洲奴隶被装进货舱，长时间锁在黑暗潮湿的甲板下横渡大西洋，生死未卜。这些人类在西方文明体系中被以“财产”的名义买卖、处置，根本不曾被当作人。
　　即使进入当代，“人的权利”依然高悬于口号之上，但现实却是，越来越多的人被排除在真实的资源分配与发展红利之外。北美城市中，“ 斩杀线”以下的大量边缘群体在庇护所与街头之间流转，拉美多国则长期在福利萎缩与暴力滋生的双重困境中艰难维持。
　　西方制度中对“人”的尊重，很多时候只是制度理性对“受过教育、具有生产力的人”的优待。而底层劳动者、失业青年、非主流群体，始终在法理承认与现实疏离之间徘徊。
　　正是在对这一制度局限的深刻反思中，马克思主义提出了与之根本不同的立场。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明确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他还曾深刻指出，人类社会的全部历史，是为了使“人”真正成为感性意识的对象，使“人成为人”的需要本身成为一种被实现的需要。
　　共产党人不满足于对“抽象人”的赞美，而是对现实制度中“人的被压抑状态”的揭示与批判。马克思主义所追求的，不是将人纳入资本与制度的逻辑中，而是使人自身的潜力、尊严与自由成为历史发展的最终尺度。
　　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根本立场。这一立场，不仅植根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也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人本”价值理念一脉相承。
　　在具体的政治实践与日常伦理中，中国文化对“人”的体贴与安顿，始终是制度与文化的核心关切。孔子讲“仁”，庄子讲“无用之用”，孟子讲“民为贵”。这些思想并不将“人”抽象为制度个体，而是把人放在关系网络、生活结构和天地节律中加以理解。人与人之间讲的是分寸、情感与责任；人与制度之间讲的是德性、温度与约束。这种文化传统养成了一种深层的政治本能：凡事须顾及人的承受力；一切宏图，不能让普通人无处安身。
　　投资于人，具有明确的人文价值取向。从教育、医疗、就业、社保，到职业培训、收入结构、家庭照护，这一系列政策调整的共同目标，是让每一个人在社会中拥有更稳定的位置、更多的发展机会、更长远的生活信心。
　　这一逻辑上的转变，不仅回应了当前发展阶段对人才结构的深度需求，也呼应了中国长期以来尊重“人”的文化传统。中国式现代化没有从西方思想中“继承”什么关于人的抽象定义，它走出的是另一条更贴近现实、更尊重生命的路径。这条路径并非宣扬个体的力量，也没有否定人的局限性；它所做的，是把政策尺度、制度安排、发展节奏都调整到“人能够参与、能够受益、能够发展”的水平。现代化的竞争，归根结底不是机器与资本的竞争，而是制度如何对待人、成全人的竞争。在这一点上，“投资于人”，正在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生动的制度答案。
　　（作者系福建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