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成女子自身之幸福”
文章字数：3344
■ 潘荫庭
1月24日是第8个国际教育日。少有人知，早在20世纪初，中国女子教育尚处于“强国保种”“母性主义”的社会语境中，“华侨旗帜民族光辉”陈嘉庚先生就领时代之先，指出“居今时世，非但男儿当受教育，女子亦当受教育”，女学的本质非“为他姓造福”，而在于“造成女子自身之幸福。”
这一观念挣脱了传统伦理纲常中“男尊女卑”的思想桎梏，真正将女子视作具有独立人格和自我价值的教育个体，而非家庭、男性的附庸。
为此，陈嘉庚、陈敬贤昆仲先后创办集美女子小学、幼稚园、女子师范、女子中学、妇女夜校等，在荒僻的闽南乡村建立集美学村，培养出众多博闻强识、体魄健康、内外兼修的优秀女性，身体力行推动女性教育。为破除旧社会“阴以柔为用”的思想藩篱，他们以女校为园地，构建起一个模拟现实、运行有序的“微型社会”，赋予女子参政热情、经济思维、竞争意识、革命精神，以此打破封建社会强加于人的精神枷锁。
创设“模拟政府”激发女性参政热情
学生会作为学生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群众性组织，一定意义上可视作一种“校园参政”，抑或步入社会前的“民主体验”。鉴于我国女性长期被排斥在政治舞台之外的历史，在初等教育阶段，通过学生组织为女性播下民主自治意识的种苗，培养其参政议政的能力，成为集美学校改造女性思想的一种积极尝试。
1917年2月，陈嘉庚委派胞弟陈敬贤回乡创办集美女子小学，学校不收取费用，且每月给予2元补助，首批招收了65名女生，就此开启集美女子教育之先河。
学校遵循陈嘉庚“三育并重”的办学理念，对女子亦未曾降格以求，既在教学、训育、实践方面探索革新，更针对女性政治参与意识淡薄这一问题，通过校园微型政治组织的构建加以矫正，致力于培养更多心怀家国、积极入世的新女性。
20世纪20年代，集美女子小学即已成立学生会，其以“练习自治之能力及努力于革命工作”为宗旨，由全校学生共同组织。考虑到女童心智尚不成熟，学生会特请“本校职教员若干组成指导委员会”，对相关活动进行引导与协助。
1930年，为引导全体同学“砥砺学行，练习办事能力及得具体参与政治智识”，集美女子小学还成立了“天马县政府”（取名自集美学村北界的“天马山”）。“县政府”组织大纲规定：“ 本县以县民代表大会为最高机关，其闭会期间为县政府，县民代表由本校各学级同学分别选出”，代表大会职权包括“抉择各级县民之建议”“决定县政府进行之方针等”；“设县长一人、秘书一人，县长下设教育、建设、公安、财务、卫生各局”，“ 县政府”职权包括“执行先民代表大会一切决议”“采行学校与县民之提议”等。“大纲”还对各局职权、选举规则、会议召开时间、税金征收、法律修订等事项作了具体说明。
构建“虚拟市场”培育女性经济思维
陈嘉庚对于性别角色与职业定位的观念颇为开明，他一贯将女性教育与就业看作“改善下一代生活”的重要途径，呼吁集美乡民“必待职业安定，生活有着，及女方有自给能力，才敢结婚”。
这种“自给能力”，是与男子等同、能够广泛参与社会生产的职业技能，而非作为“贤妻良母”所承担的相夫教子、家务劳作的“职能”。然而，在封建社会中，作为经济收益重要途径的商业经营一般由男性主导，女性既没有家庭财产所有权，更缺乏学商、经商的途径与机会。与此同时，民国后，面对我国“商业不振”的现实困境，陈嘉庚推原其故，认为是由于“商人不知商业原理与常识”。因此，提升女性的商业思维和经济生活参与能力，具有妇女解放和振兴商业的双重意义。
早在20世纪初，集美学校就试图以消费公社、储蓄银行在校园内构建起微型的“虚拟市场”。相较于前二者，20世纪20年代末集美女子小学开办的真美商店虽规模袖珍，却更能体现商业与国民经济之联系。作为“校中同学同事之消费机关”，该商店以贩卖书籍文具为主要营业，“为有限公司性质，股金暂定一百元，每股一元，由职教员同学自由加入”，设正副经理二人，下设采办、会计、营业三股。为体现公益性、微利性原则，规定“收货价格宜较校外便宜，至贵与校外一律”，“职员不给酬劳，但得多立股本”，同时，明确“除营业费外，有余利者，十之四归股东，十之六归学校，亏本时亦依上例分担。”
1930年，为更好促进“微型社会”中财政经济良性循环，真美商店对其组织结构及利润分配方式进行改革：设经理一人，由事务主任商同校长聘定；“营业员六人，由天马县政府财务局举出”；“有余利则抽出十分之二充天马县政府经费，十分之八充本店资本”。同时，进一步强化商店公益属性，规定商店“用本校名义以信托手续采办货物，不供资本”，店员亦不再分配股本，改由每学期由校方发给学习用品作为奖励。
真美商店的建立，为女童提供了学商经商的宝贵机会，学校通过“虚拟市场”与“模拟政府”的巧妙融合，构建了一个真实鲜活的“微型社会”，从而令女子以更为宏观的角度，审度自身参与国家政治经济生活的多种途径。
强化竞争意识 砥砺女性奋进精神
在传统观念中，妇女以顺从、隐忍、卑弱为美，女子展露才华、竞先争优的行为，会被认为过于“争强好胜”，有违柔顺谦和的妇德。陈嘉庚却打破这一思想藩篱，将传统的儒家道德观，以非传统的形式融入女子教育——女性不以“妇德”为本，而以“君子”之德为行。他分别以“良、恭、俭、让、仁、义、礼”为集美女子小学的7个年级命名，在潜移默化中撕去传统女子“幽闲贞静、柔顺温恭”的道德标签。
为提升学生“竞”“进”意识，女子小学特在训育系下设竞胜股，于每学期期中，围绕算数、讲演、美术、作文、书法等专题各举行一次竞胜会，并就每种比赛专门制定评审表，详细划分评分项目及所占权重，评审需逐项打分并点评，最后对“成绩优美者给以相当奖品，并将成绩展示以资鼓励。”学校还在每年春季举办舞台剧公演，其间，全校女生按年段分为3组，自行创作剧本、推选演员、开展练习和带妆预演，以此鼓励女生切磋竞艺、各骋所长。
陈嘉庚反对“女以弱为美”之迂见，积极提倡女子体育，不但将体育课作为女校必修课，购置了篮球、网球、桌球、哑铃、轩轾板、巨人步、浪船、秋千、滑梯等十余种体育娱乐器材，还每天安排早操和课外运动时间，旨在使女生“体态正确、筋骨强健，及养成日常练习运动与卫生之习惯”。
在其支持下，20世纪二三十年代，集美学村女子竞技体育开始崭露头角。1931年5月，集美学校派出男女选手共46人参加全国运动会福建省第一次预选赛，集美学校女子队一鸣惊人，获得女子田径赛共89分中的69分，并在之后的比赛中，打破省运会跳远、跳高纪录；1932年，集美学校女中篮球队赴香港、广州、汕头比赛交流，均取得冠军，声名远播，璀璨的成绩令集美学村成为福建省女子体育事业发展的典范。
开展军事教育 造就女性革命人才
童子军是一种20世纪初起源于欧美国家的青少年教育形式。1921年，集美学校在小学部初设童子军组织。翌年，在前江苏省童子军总教练顾拯来的主持下，“师范及中学两校设陆童子军，女子师范及中学设女童子军，商业则设商团，男女小学则设幼童子军”。集美中学女童子军需接受各种专科实操训练，与男童子军一样，奉行“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的最高准则，学校希望她们“由做而学，由学而做”，养成“对人对物之各种生活技能及正当态度”和“以服务他人为最大快乐”之宗旨。
1928年5月“济南惨案”后，集美学校成立义勇队，其以“ 对外作战时效命疆场，保卫国家”为宗旨，全队“男女学生志愿加入者，计596人”。1936年，集美学校开始在全校开展军事训练，在中学，一、二年级女生与男生一道，每周参加3小时的平时训练，内容包括野外演习、实弹射击、筑城作业、防空演习等，三年级生则需参与为期3个月的集中训练，1937年至1940年，共48名高中和师范女生分8组参加了军训、民训及民教；在职业学校，全校男女生则“混编三中队，一直属中队”，女生与男生共同受训，学习作战必需技能。抗战胜利前的20余年，集美女子军事教育硕果累累，涌现出革命烈士李林、陈康容等代表人物，在中华民族争取独立解放的历史上留下了绚烂而深沉的笔墨。
1929年《集美女子小学校歌》有一段歌词唱道：“新生活齐创造，把我们思想洗淘，把我们环境改造，下决心为民众利益奋斗，牺牲热血鼓起革命高潮，目的达到，光荣我母校。”而这正与陈嘉庚“兴女学”之初衷相互呼应——通过“新”的教育改造“旧”的社会，激发女性自主意识觉醒，引导其摆脱封建桎梏、追求自由平等、服务国家社会，最终实现“造成自身之幸福”的人生价值。
1月24日是第8个国际教育日。少有人知，早在20世纪初，中国女子教育尚处于“强国保种”“母性主义”的社会语境中，“华侨旗帜民族光辉”陈嘉庚先生就领时代之先，指出“居今时世，非但男儿当受教育，女子亦当受教育”，女学的本质非“为他姓造福”，而在于“造成女子自身之幸福。”
这一观念挣脱了传统伦理纲常中“男尊女卑”的思想桎梏，真正将女子视作具有独立人格和自我价值的教育个体，而非家庭、男性的附庸。
为此，陈嘉庚、陈敬贤昆仲先后创办集美女子小学、幼稚园、女子师范、女子中学、妇女夜校等，在荒僻的闽南乡村建立集美学村，培养出众多博闻强识、体魄健康、内外兼修的优秀女性，身体力行推动女性教育。为破除旧社会“阴以柔为用”的思想藩篱，他们以女校为园地，构建起一个模拟现实、运行有序的“微型社会”，赋予女子参政热情、经济思维、竞争意识、革命精神，以此打破封建社会强加于人的精神枷锁。
创设“模拟政府”激发女性参政热情
学生会作为学生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群众性组织，一定意义上可视作一种“校园参政”，抑或步入社会前的“民主体验”。鉴于我国女性长期被排斥在政治舞台之外的历史，在初等教育阶段，通过学生组织为女性播下民主自治意识的种苗，培养其参政议政的能力，成为集美学校改造女性思想的一种积极尝试。
1917年2月，陈嘉庚委派胞弟陈敬贤回乡创办集美女子小学，学校不收取费用，且每月给予2元补助，首批招收了65名女生，就此开启集美女子教育之先河。
学校遵循陈嘉庚“三育并重”的办学理念，对女子亦未曾降格以求，既在教学、训育、实践方面探索革新，更针对女性政治参与意识淡薄这一问题，通过校园微型政治组织的构建加以矫正，致力于培养更多心怀家国、积极入世的新女性。
20世纪20年代，集美女子小学即已成立学生会，其以“练习自治之能力及努力于革命工作”为宗旨，由全校学生共同组织。考虑到女童心智尚不成熟，学生会特请“本校职教员若干组成指导委员会”，对相关活动进行引导与协助。
1930年，为引导全体同学“砥砺学行，练习办事能力及得具体参与政治智识”，集美女子小学还成立了“天马县政府”（取名自集美学村北界的“天马山”）。“县政府”组织大纲规定：“ 本县以县民代表大会为最高机关，其闭会期间为县政府，县民代表由本校各学级同学分别选出”，代表大会职权包括“抉择各级县民之建议”“决定县政府进行之方针等”；“设县长一人、秘书一人，县长下设教育、建设、公安、财务、卫生各局”，“ 县政府”职权包括“执行先民代表大会一切决议”“采行学校与县民之提议”等。“大纲”还对各局职权、选举规则、会议召开时间、税金征收、法律修订等事项作了具体说明。
构建“虚拟市场”培育女性经济思维
陈嘉庚对于性别角色与职业定位的观念颇为开明，他一贯将女性教育与就业看作“改善下一代生活”的重要途径，呼吁集美乡民“必待职业安定，生活有着，及女方有自给能力，才敢结婚”。
这种“自给能力”，是与男子等同、能够广泛参与社会生产的职业技能，而非作为“贤妻良母”所承担的相夫教子、家务劳作的“职能”。然而，在封建社会中，作为经济收益重要途径的商业经营一般由男性主导，女性既没有家庭财产所有权，更缺乏学商、经商的途径与机会。与此同时，民国后，面对我国“商业不振”的现实困境，陈嘉庚推原其故，认为是由于“商人不知商业原理与常识”。因此，提升女性的商业思维和经济生活参与能力，具有妇女解放和振兴商业的双重意义。
早在20世纪初，集美学校就试图以消费公社、储蓄银行在校园内构建起微型的“虚拟市场”。相较于前二者，20世纪20年代末集美女子小学开办的真美商店虽规模袖珍，却更能体现商业与国民经济之联系。作为“校中同学同事之消费机关”，该商店以贩卖书籍文具为主要营业，“为有限公司性质，股金暂定一百元，每股一元，由职教员同学自由加入”，设正副经理二人，下设采办、会计、营业三股。为体现公益性、微利性原则，规定“收货价格宜较校外便宜，至贵与校外一律”，“职员不给酬劳，但得多立股本”，同时，明确“除营业费外，有余利者，十之四归股东，十之六归学校，亏本时亦依上例分担。”
1930年，为更好促进“微型社会”中财政经济良性循环，真美商店对其组织结构及利润分配方式进行改革：设经理一人，由事务主任商同校长聘定；“营业员六人，由天马县政府财务局举出”；“有余利则抽出十分之二充天马县政府经费，十分之八充本店资本”。同时，进一步强化商店公益属性，规定商店“用本校名义以信托手续采办货物，不供资本”，店员亦不再分配股本，改由每学期由校方发给学习用品作为奖励。
真美商店的建立，为女童提供了学商经商的宝贵机会，学校通过“虚拟市场”与“模拟政府”的巧妙融合，构建了一个真实鲜活的“微型社会”，从而令女子以更为宏观的角度，审度自身参与国家政治经济生活的多种途径。
强化竞争意识 砥砺女性奋进精神
在传统观念中，妇女以顺从、隐忍、卑弱为美，女子展露才华、竞先争优的行为，会被认为过于“争强好胜”，有违柔顺谦和的妇德。陈嘉庚却打破这一思想藩篱，将传统的儒家道德观，以非传统的形式融入女子教育——女性不以“妇德”为本，而以“君子”之德为行。他分别以“良、恭、俭、让、仁、义、礼”为集美女子小学的7个年级命名，在潜移默化中撕去传统女子“幽闲贞静、柔顺温恭”的道德标签。
为提升学生“竞”“进”意识，女子小学特在训育系下设竞胜股，于每学期期中，围绕算数、讲演、美术、作文、书法等专题各举行一次竞胜会，并就每种比赛专门制定评审表，详细划分评分项目及所占权重，评审需逐项打分并点评，最后对“成绩优美者给以相当奖品，并将成绩展示以资鼓励。”学校还在每年春季举办舞台剧公演，其间，全校女生按年段分为3组，自行创作剧本、推选演员、开展练习和带妆预演，以此鼓励女生切磋竞艺、各骋所长。
陈嘉庚反对“女以弱为美”之迂见，积极提倡女子体育，不但将体育课作为女校必修课，购置了篮球、网球、桌球、哑铃、轩轾板、巨人步、浪船、秋千、滑梯等十余种体育娱乐器材，还每天安排早操和课外运动时间，旨在使女生“体态正确、筋骨强健，及养成日常练习运动与卫生之习惯”。
在其支持下，20世纪二三十年代，集美学村女子竞技体育开始崭露头角。1931年5月，集美学校派出男女选手共46人参加全国运动会福建省第一次预选赛，集美学校女子队一鸣惊人，获得女子田径赛共89分中的69分，并在之后的比赛中，打破省运会跳远、跳高纪录；1932年，集美学校女中篮球队赴香港、广州、汕头比赛交流，均取得冠军，声名远播，璀璨的成绩令集美学村成为福建省女子体育事业发展的典范。
开展军事教育 造就女性革命人才
童子军是一种20世纪初起源于欧美国家的青少年教育形式。1921年，集美学校在小学部初设童子军组织。翌年，在前江苏省童子军总教练顾拯来的主持下，“师范及中学两校设陆童子军，女子师范及中学设女童子军，商业则设商团，男女小学则设幼童子军”。集美中学女童子军需接受各种专科实操训练，与男童子军一样，奉行“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的最高准则，学校希望她们“由做而学，由学而做”，养成“对人对物之各种生活技能及正当态度”和“以服务他人为最大快乐”之宗旨。
1928年5月“济南惨案”后，集美学校成立义勇队，其以“ 对外作战时效命疆场，保卫国家”为宗旨，全队“男女学生志愿加入者，计596人”。1936年，集美学校开始在全校开展军事训练，在中学，一、二年级女生与男生一道，每周参加3小时的平时训练，内容包括野外演习、实弹射击、筑城作业、防空演习等，三年级生则需参与为期3个月的集中训练，1937年至1940年，共48名高中和师范女生分8组参加了军训、民训及民教；在职业学校，全校男女生则“混编三中队，一直属中队”，女生与男生共同受训，学习作战必需技能。抗战胜利前的20余年，集美女子军事教育硕果累累，涌现出革命烈士李林、陈康容等代表人物，在中华民族争取独立解放的历史上留下了绚烂而深沉的笔墨。
1929年《集美女子小学校歌》有一段歌词唱道：“新生活齐创造，把我们思想洗淘，把我们环境改造，下决心为民众利益奋斗，牺牲热血鼓起革命高潮，目的达到，光荣我母校。”而这正与陈嘉庚“兴女学”之初衷相互呼应——通过“新”的教育改造“旧”的社会，激发女性自主意识觉醒，引导其摆脱封建桎梏、追求自由平等、服务国家社会，最终实现“造成自身之幸福”的人生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