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菽园在振南报印刷所内

　　赵凯
　　在清末动荡不安的年代，一位福建举人毅然投身海外，以文化为志，通过组织诗社、开展教育、创办报刊等方式，塑造了南洋华人社会中浓厚的文化底色。
　　他是福建漳州海澄（今属厦门海沧）人邱菽园（ 1874年—1941年），早在20世纪初，他便以“星洲寓公”自号，是第一个将新加坡称作“星洲”的人。他不仅在个人诗文中频繁以“星洲”称呼新加坡，并在所主编或参与编辑的报刊中持续推广这一称呼，逐步在南洋华人社会中传播开来。他曾言：“星洲远隔重洋……然而陆机入洛，即多著作之才华；韩愈来潮，一洗穷荒之风气”，将自己比拟为“陆机”“韩愈”，体现了中华文化传播者的自觉，彰显其欲开辟南洋儒风的志向。
　　在康有为眼中，这位青年才俊不仅是南洋华社的中流砥柱，更是文化薪火在异域的延续。他曾为邱作《题菽园孝廉（选诗图）》，诗中写道：“华夏文明剩竹枝，南洋风物被声诗。……君子居夷亦何陋，尽搜翠羽上红毹。”这首诗，不仅表达了康有为对中华文化在列强环伺瓜分下逐渐倾倒的忧心，也能看出他对邱菽园在南洋另辟一片文化园圃的欣喜和期待。而正是这份文化使命感，使邱菽园在新马华人社会中赢得了“南洋才子”“南侨诗宗”的美誉。
　　“天南一柱”
　　邱菽园的父亲是新加坡米业大亨。邱菽园8岁赴新加坡，15岁回乡读书并考中秀才，21岁中举，是当时新加坡唯一的举人。1896年，他因父病危返星定居，继承70万元遗产，成为巨富。定居新加坡后，他开始投身海外维新事业。1898年创办《天南新报》，自任社长，刊文宣传维新变法，是南洋首份具有政治倾向的华文报刊。他还承办《振南日报》，并担任《南铮日报》《星洲日报》的编辑，针砭时弊，对中国国内军阀割据、民不聊生的乱象大加批判，唤醒了东南亚华侨关注时局、关心祖国的意识。
　　1899年，他联合500余名侨商电奏清廷，反对废立。后来，他还联合南洋各埠商民致电清廷，请慈禧太后“归政颐养”。此举被《天南新报》誉为“京师震动”。
　　邱菽园极为景仰康有为，曾通过何东送康千元，并发出邀请。康有为在回信中称其为“天南一柱，独持清议”，赞其“高义雄才，纯忠硕学”。1900年初，康有为抵星，寓客云庐。邱设宴接待，安顿周到。保皇分会随即成立，邱任会长。6月，他再捐10万元资助唐才常起义。起义失败后，邱与康一并被清廷列入通缉名单，邱菽园更因被清廷扣押海澄亲属而不得不低调行事。1901年10月，他发表《论康有为》，宣布与康绝交，并出让报社股份。从此，他逐渐对政治失去兴趣，转而全心投入文化事业。
　　此前，他还与林文庆出面担保黄乃裳赴马来亚诗巫开发“新福州”垦殖场，体现其重视华侨在地扎根与文化生活建设的远见。
　　“飘然浮海孝廉船”
　　康有为在诗作中将邱菽园渡海来到南洋的举动称为“飘然浮海孝廉船”。邱菽园首先是一位中华文化的传播者。1896年至1897年间，他先后在新加坡创办“丽泽社”与“乐群社”。丽泽社主讲诗歌、古文、赋、八股与策论，讲求典律规绳；乐群社则侧重实学，强调启蒙实用。他亲自为社员的社课作品评定等级，并自掏腰包对优秀者给予物质奖励。
　　据不完全统计，仅在1896年10月至1899年2月之间，丽泽社即举行12次社课，扣除重复者后，实际获奖人数高达692人，为南洋栖身的文士提供了切磋交流、砥砺学养的重要平台。
　　诗歌方面，邱菽园著作丰富。据统计，《邱菽园居士诗集》收诗1045首，《啸虹生诗钞》451首，《庚寅偶存》94首，合计1513首，尚不计散见报章者。他的诗风“正而葩”“清而绮”，兼具情志与技巧。其诗既有感怀时局之作，亦有吟咏南洋风物之章。沈曾植称其“可以争长中原”，与黄公度比肩。
　　此外，他亦好小说批评，撰有大量笔记与评论，对《水浒传》《聊斋志异》《红楼梦》等作品有所论述，不仅显示了他的文学视野广阔，而且展现了他在传统文学结构与意蕴方面具有深厚的底蕴。
　　在教育方面，邱菽园还积极推动义学设立，创编启蒙读物，引导文化复兴。他所创办的新加坡中华女校是当地第一所华侨女子学校，不仅捐出3000元作为创校基金，更亲自编选《浅字文》，引入西欧教材和教学法，倡导启蒙与平等教育，打破传统女性教育缺失的局面。
　　“自固藩篱”
　　而令新加坡知识分子所铭记的是，邱菽园不仅是中华文化传承者，也是南洋本土文化的奠基人。
　　邱菽园的诗歌并非对传统的简单追随。他在诗文中频繁书写南洋风物与社会现实，如描绘星洲雨林的风貌、市井百姓的劳作、海外游子的乡愁与孤影。他超越文化优越感，将中华文化的儒雅精神与南洋土地的现实情境相结合，为后来者树立了“落地生根、兼容并蓄”的文化典范。
　　1924年初，邱菽园与一群爱好风雅的流寓文人在新加坡成立诗社“星洲檀社”，以诗会友，为艺术而创作，是新加坡第一批真正由流寓文人主导的文学社团。诗社运作稳定，3年内共举办36次诗会，43位社员共投稿1700余首，经邱菽园评鉴选出300余首，结集为《檀榭诗集》出版。这是新加坡第一部正式刊刻的诗歌选集。
　　邱菽园在《檀榭诗集序》中提出“画疆分治”的编选理念，强调本土诗作应由寓居文人自行裁定，以“自固藩篱”，倡导改变之前过度依赖或者完全移植中国文学的意图，彰显新加坡文化圈的主体性。也正因此，南洋文化界将他的文学实践“视为新马华文文学本土意识的萌蘖抑或‘起源’语境”，显示其文化立场已从“中原移植”迈向“南洋扎根”，为南洋华人文学发展奠定了基础。
　　他的晚年生活清贫，频繁迁居，疾病缠身，所藏书画与印章多已典当。尽管经历人生起落，邱菽园依然坚持文人本分，在贫病交加的暮年，仍在副刊任职，教授诗文，出版诗集。他曾写道：“能将文化开南岛，剩有诗情托国风。”他的生命未必轰烈，但其文字与理想，却深深影响了一代新马华人知识群体。
　　今天，当我们再次回望“星洲”这个词，它可能并不只是对新加坡的一种美称。在邱菽园笔下，“星洲”是一个可以孕育诗意与理想的文化空间、精神坐标，一种能在远洋他乡重新种植、并继续生长的中华文化之“洲”。在这个意义上，“星洲寓公”并不只是一个人的别号，而是一代文人志士在南洋扎根、生发的文化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