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邱锡凤
　　由吃饱到吃好，由生存到生活，以“茶”为表征之一的现代社会生活品质，再次进入当下人们竞相追逐的目标视域。翻开北宋欧阳修的《归田录》，其中卷二有云：“茶之品莫贵于龙凤，谓之团茶，凡八饼重一斤。庆历中蔡君谟（蔡襄）为福建转运使，始造小片龙茶以进，其品绝精，谓之小团，凡二十饼重一斤，其价值金二两。”欧阳氏甚至怅然感慨：“然金可有而茶不可得！”这是怎样一种令人浮想联翩的茶界盛景。
　　其实，福建茶的品与味，早有文人推崇。比如宋大中祥符（1008年-1016年）初年知建州（郡府驻地在今建瓯市）的江苏常州人士周绛，在品味建州好茶之后，感慨陆羽《茶经》之失，欣欣然提笔撰著《补茶经》。后书虽已散佚，但人们记住了周氏在书中所说的“天下之茶建为最，建之北苑又为最”。对于以北苑贡茶为代表的福建茶，欧阳修有“不是人间香味色”、苏辙有“闽中茶品天下高”、苏轼有“从来佳茗似佳人”、陆游有“建溪官茶天下绝”等等美誉。而官家定论，莫过于宋徽宗赵佶（1082年-1135年）的金口玉言：“本朝之兴，岁修建溪之贡，龙团凤饼，名冠天下。”“采择之精，制作之工，品第之胜，烹点之妙，莫不咸造其极。”
　　如此遍览古代文士们乃至皇帝本尊对福建茶的奢华誉美表达，它们在不经意间，为福建茶铭刻了至尊至贵品质之鉴，更为当代福建留下了年代深远、底蕴深厚的茶文化之源。
　　众所周知，现存有关福建茶的第一部完整著述是蔡襄（1012年-1067年）的《茶录》，问世千年，后世茶士不断添薪加柴、拾掇诠释，如今福建茶的历史文献如汗牛充栋，这在南方的几个茶叶大省中最为突出。面对福建茶文化这一底蕴深厚的独特宝藏，福建茶界至今罕见系统梳理。而这，成为福建人民出版社编审刘进社经年的内心隐忧。他坦言，起初也不过是为了处理有关茶的书稿中的瑕疵，信手查阅一些资料，却发现不少常识性差误甚至以讹传讹的现象，而作者竟多熟视无睹了。这对读者来说显然是一种误导。责任使然，刘进社购买了权威性的茶文献逐一核实作者的书稿，进而，他开始认真地、刻意地研修茶学、茶史、茶文化等。
　　这样的积淀与思考，最终成就了刘进社以金穑笔名正式出版的煌煌大著《茶坐标——标杆千年福建茶》。正如作者在出版访谈中发出的感慨：茶界至今无人对这些历史文献进行系统梳理，这显然与福建茶的独特和辉煌，尤其是当今福建茶产业的红火极不协调。
　　这是不争的事实，福建茶产业勃发与茶文化寂寥的扞格，在“要统筹做好茶文化、茶产业、茶科技这篇大文章”的时代要求之下如何实现破题，显得尤为迫切。
　　刘进社的《茶坐标》以福建茶史演变为经线，以每个发展阶段最富创造性的成果为纬线，简洁而清晰地描述了福建茶业史中茶政、种植、制作、运输、销售、文化等领域的创新创造，勾勒出了福建茶业在中国茶史上的价值坐标。作者的笔墨并不耽溺于某一点的深度发掘，而在于为福建茶标定历史地位、勾勒发展轮廓、把握肌理脉动，有心的读者则可以从福建茶的发展脉络中领悟当下产业发展的隐秘商机，可以从福建茶的经纬图谱中找到进一步深度书写的下一个“象限”，从而大大丰富“三茶统筹”的时代篇章。
　　作者甚至在《导语》《引言》中再三向读者谆谆告白，本书的价值与目的在于：尽量用融通中外的视野与话语，以事说茶，以史彰茶，得出一些结论，提出一些质疑，以提高读者对茶的认知能力！这是非常内敛却又非常直白的宣示，如果没有巨量的阅读与深度的思考，如果没有清晰的脉络和扎实的文字，绝不会有这样的底气。作者还申明，本书“再现千年来福建引领中国茶业走向的丰富图景，自问有良知、有厚度、有亮色”——前者坦言叙事的宏大气魄，而后者并不隐晦自己对选题的高度自信。
　　当我们看到作者用十几年的时间，完整啃读50卷本的《中国茶文化集成》这一重要文献，我们就知道作者为《茶坐标》煌煌五十余万言所下的巨大功夫，相形之下，市面上“茶书”流行读物作者们浮光掠影的表达、东拼西凑的文字，显得那么苍白与不着调。这不由得令我想起我的第一本专著《上杭客家话研究》脱稿之后，我决定启动客家话词典编纂工程，逐字逐句啃读《汉语大字典》《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等大型典籍，以及《说文》《广韵》《集韵》等字书韵书的壮烈场景：床头台灯下、飞驰动车上、等候孩子放学的台阶上，用胸腹部顶起厚重的书本，用老花眼盯紧每一行文字，生怕错过了许慎们在经意与不经意间留下的只言片语信息，生怕错过了与古圣先贤跨越千年的历史对话，进而错漏了与当下客家话的远年传承、撕裂了今古汉语的遥相呼应。我相信，正是刘进社在这场与历史的对话中获得的海量信息，使他有绝对的把握大声说出“自问有良知、有厚度、有亮色！”
　　知古以鉴今，知史以资政。刘进社对将福州定位为“茶港”提出了大胆的质疑，认为“太逼仄了”“太小家子气了”。因为自福州开埠，即茶港兴盛、茶市红火，及至独创的花茶窨制技艺，以及“福州茉莉花与茶文化系统”“福州茉莉花茶窨制工艺”先后列入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名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茶港”一词已再也无法涵盖福州在“茶”领域的江湖地位、历史定位。即如作者所困惑的：“山西不产茶，晋商为什么能踏出一条万里茶道”，“不产茶的英国，为何敢宣称‘英国茶走向了世界’”，这些都留给了今人——无论是从业者还是管理者一个巨大的想象空间。“千年茶史给我们殷鉴太多了！”刘进社的直白令人激赏。窃以为，在“道可道非常道”的哲学语境之下，福州完全有资格重新定义“茶港”：是“道，可道，非常道”，还是“道可，道非，常道”，抑或“道可道，非常道”，悉由今日之福州来回答。
　　虽然《茶坐标》的出版商在书页间穿插了不少精美的图片，给文字的“补白”之处增添色彩，满足现代读者“读图”的快感，减轻读者在读史、读茶时候的压力，但我依旧希望把《茶坐标》当作学术书籍来阅读、理解与品鉴。看到作者将“闽茶初长成”断代于唐朝，我便有翻查“茶”字衍变的职业病冲动，《尔雅》中的“檟”，《说文》中的“荼”，《集韵》中那些目前输入法尚打不出来的“茶”的异体字，其读音的古今演变，以及在当下闽北、闽东、莆仙、闽南、闽西方言中的古音遗存，同时结合北方移民从武夷山闽赣古道、仙霞岭闽浙古道等入闽的时代与轨迹，也许可以从中发现“茶”入闽地历史及脉络的旁证。
　　笔者于茶，虽不算内行，但是舌尖与鼻子不会骗我，对于好茶，不在于茶客的芬芳雅致之词，而在于品茗者的感官与内心。我沉醉于《茶坐标》一类的茶文化大书，更“沉醉”于某些茶本体——我一直困惑于哪些茶种、哪些茶元素，喝过之后会令人难以入眠。我将这样的问题提交给正在筹建中的国家茶产业计量测试中心，希望借助现代科技的力量，将茶分子一一厘清，将能够兴奋神经、激发精气神的成分加以斟酌厘定，如此，既便于“醉茶”失眠者规避，也有利于用脑劳神者提神，岂不美哉！
　　而这一话题，正是《茶坐标》给出的“茶叶生产必须现代化”的强烈呼吁，兴许也是“三茶”统筹发展这一时代命题的应有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