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凯 邹倩雯
　　近日，第十届世界妈祖文化论坛在莆田湄洲岛举行。德国汉学家、特里尔孔子学院德方院长卜松山发表主旨演讲。以此为契机，本报特约卜教授做专访，围绕妈祖、朱熹、林语堂、福建与汉学以及“第二个结合”五个关键词分享真知灼见。
　　关键词：妈祖文化
　　您提到“妈祖文化是中华传统与文化联结的灯塔”。从莆田到东南亚、再到欧美，您认为妈祖文化传播与基督信仰的传播方式有何不同？与您在演讲中引用的“君子和而不同”又有怎样的契合？
　　中国南海，可以说是东亚的“地中海”，通过海上通道，连接着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中国等多个周边国家和地区。妈祖信仰的传播，主要得益于遍布这些地区庞大的华人社群。这些海外华人在融入当地社会的同时，也把妈祖文化带到了世界各地，使之成为连接不同族群的纽带。从功能上看，妈祖崇拜类似于基督教中对圣母玛利亚的敬奉，二者都回应了信众对女性神祇的精神需求——正如观世音菩萨从印度传入中国后，也逐渐演变为女性形象。不过，妈祖文化的传播方式与一些依靠军事扩张的信仰不同，它更多是伴随民间交流自然流传，这一点与儒家思想在东亚的传播颇为相似：后者作为一种成熟的社会伦理体系，其影响力源于文化本身的感召力，是基于信服与认同，而非为了扩张或传教。这种以文化人、尊重差异的传播方式，在我看来极具中国特色，也与孔子“和而不同”的思想一脉相承。
　  关键词：朱熹
　　福建不仅有民间“女神”妈祖，也有朱熹这样的思想高峰。学者将宋明儒学称为“新儒家”，朱熹为“后孔子”，您认为西方对于新儒家等中国传统哲学的理解困难在哪里？这些思想又在哪些方面可以成为西方文化的“他者之镜”？
　　朱熹是一位极具魅力的思想家，他从福建武夷山走向世界。十五年前，我独自去过一次那里，这是我在中国走访过的最美的地方之一，其山水人文令我至今难忘，一直盼望能携妻子重游。然而，朱熹在西方却鲜有人知。对于大多数西方人而言，中国就像一个“黑匣子”，对其历史知之甚少，哲学思想就更是陌生。正因如此，盛行于宋代、由朱熹集其大成、并作为核心思想体系延续至中国帝制时代终结的宋明理学（新儒家），在西方学界却几乎无人了解。我通过美籍华裔学者陈荣捷先生的译本系统研读过这一体系，深感其思想之精妙，其复杂性和连贯性毫不亚于黑格尔哲学系统，对理解中国文化的独特性具有关键意义，值得潜心研究。当然，其学说在当代的适用性可另作讨论，正如我们如今研读黑格尔，虽未必全盘接受其结论，却仍深受其思想的历史意义与体系价值的启发。通过理解朱熹这类系统性的东方哲学，我们也能反观西方哲学传统（如康德、黑格尔）的思维方式与特质。
　　关键词：林语堂
　　您曾提到，因林语堂的《生活的艺术》与中文结缘。他所推崇的“幽默”“闲适”“从容”的生活态度，似乎在当今社会更容易让人接受。您认为这种温和、理性的中国智慧，是否仍能被当代年轻人所理解和共鸣？
　　林语堂先生是一位学识渊博、极具个人魅力的学者，他向世界介绍中国文化的方式可谓独树一帜，至今难有人企及。他的《生活的艺术》最初以英文在美国写就，多年后方有中文译本。我多次称赞过这部作品，以及其同样以英文问世的《吾国与吾民》。两年前，我曾拜访其漳州故里，参观了当地的林语堂纪念堂，其环境与展陈都令我印象深刻。有趣的是，展柜里竟陈列着我早年读过的德文旧版，我还特意拍了张照片留念。据我所知，这本书至今仍在发行。我相信，林语堂先生的魅力、智慧和对中国文化的认知，对今天的年轻学子依然具有吸引力。遗憾的是，当前“西方”普遍存在文化傲慢，对了解中国兴趣寥寥。
　  关键词：福建与汉学
　　福建省历来是外国观察、研究中国的重要窗口。从马可·波罗到十六、十七世纪的传教士，再到近代的外交官和学者，许多人都在福建获得了关于“中国”的第一印象。您对福建的印象如何？
　　说来惭愧，我对福建了解不深。早在1975年至1976年，我在福建对岸的台湾新竹学习中文一年半。直到2008年左右，继武汉大学之后，我所任教的德国特里尔大学与厦门大学也建立了合作，我才第一次到访福建，特别是厦门。值得一提的是，厦门现在与我的家乡特里尔（也是卡尔·马克思的出生地）已结为友好城市。这些年来，我去过厦门五次，武汉去了三十次左右，而福州只去过两次。第一次去福州时（那次也去了武夷山），我有幸拜会了著名汉学家施舟人先生。他当时已在福州与一位大学教授成家，还建立了一个道教图书馆，那次会面令我至今难忘。施先生年长我十一岁，是位卓越的道教学者，可惜几年前已辞世。我个人对明清时期耶稣会士在中国传播西学的那段历史非常有兴趣，十分钦佩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等先驱人物。我曾数次前往北京，在他们的墓前拜谒。几年前，我还专程前往利玛窦的故乡——意大利马切拉塔。那一次，对我而言就像是一趟“朝圣”之旅。然而，除了少数汉学家外，利玛窦等历史人物在西方几乎无人知晓。而在中国，他们却是广为人知。
　  关键词：“第二个结合”
　　目前，中国非常重视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牢牢扎根。这种实践和探索，是否有助于如今作为世界大国的中国改变十七世纪以来西方主导的现代化、全球化逻辑，构建更为和平、更为平等、更为互利的新的全球秩序？
　　中国的巨大优势之一，是其成功消化、融合外来文化的能力。这一点早在佛教传入时就已显现：佛教源自印度，也就是当时的“西方”，传入中国后经过本土化改造，吸收儒家、道家的思想精髓，最终演变为独具特色的禅宗，影响深远。马克思主义的历程也十分相似，它来自我的家乡（顺便提一下，我与卡尔·马克思的父亲都出生在萨尔路易斯！），也成功适用于中国的国情。不久前，我听到高盛原总裁、清华大学教授约翰·桑顿在一次访谈中，将美中之间的制度竞争概括为“金权政治与贤能政治之争”。而美籍华人郭怡广近日发表的文章《大对账：西方应向中国学习什么》，更是清晰点出了中国在这一路径上所取得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