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泉州市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月活动在泉州市洛江区河市镇俞大猷公园举办。（同心洛江供图）

    ◀俞大猷像

　　■赵凯
　　“自嘉靖十四年（1535年）以来，这位仁兄在官场里吃了无数闷亏，背了无数黑锅，只是因为他的爱管闲事，因为他的忠于职守，因为他报效国家的执着。”在著名历史读物《明朝那点事儿》中用这样一段话总结了福建名将俞大猷的大半生。俞大猷和另一位名将戚继光被称为“俞龙戚虎”。不过，提及抗倭英雄，人们首先想到的是戚继光。有关俞大猷的生平事迹，世人知之甚少。在新近出版的俞大猷传记《抗倭名将俞大猷》（曾纪鑫著）专辟一节，论述何以长期存在“重戚轻俞、扬戚抑俞”的现象。
　　这位总是被人与戚继光联系在一起并屡屡加以比较的英雄人物，有着怎样的独特人生？
　　一
　　俞大猷，字志辅，号虚江，福建泉州人。他的祖上追随朱元璋南征北战，世袭军职，但到他这一代，家道早已中落。父亲是泉州卫百户，职位不高，薪俸微薄，全家常常揭不开锅。靠母亲杨氏编织渔网补贴家用，他才能勉强读书。俞大猷就是在这样逼仄的环境中，走出一条不凡的路。
　　他15岁便中秀才，是那一届童试中的翘楚，被誉为“温陵十才子”之一。在泉州这座人文重镇中跻身其列，殊为不易。但俞大猷志不在应举通仕，而在经世济民，不愿困于章句之学，而立志为实干之才。
　　他读书勤，习武狠。泉州清源山下，有一块叫“虎乳岩”的陡峭山石，少年俞大猷每日攀岩练胆，胳膊划破了皮，石头擦烂了衣，他却当锻炼。比练胆更重要的，是练脑。他拜泉州大儒王宣、林福、赵本学为师，钻研《易经》。后来还专门向一位剑术高人李良钦学武，参透“兵法起于五体，万人如一人”的统军玄机。
　　嘉靖十四年（1535年），32岁的俞大猷写下兵策《安国全军之道》，一举考中武进士第五名，任泉州卫正千户，调任金门。此时的金门是块硬骨头，风俗剽悍、民情散漫、军纪混乱。可俞大猷不怕事。他一手抓兵事，一手抓教化，以《诗经》《论语》教军带民，“导以孝让，申以诗书”，以礼化人。他办诉讼、公正廉明，在他的堂上，群众都能讲理申冤。
　　嘉靖十五年（1536年），福建发生大饥荒，朝廷开仓赈济灾民，有些负责乡村事务的官员乘机编造或者篡改户籍，冒领灾粮。为了让灾民真正得到救济，俞大猷奉命主持同安赈灾事务时，深入各乡逐一察看灾民情况，当场发放票据，让赈灾粮食真正落实到灾民手中。地方百姓感念其德，称他“俞佛”，金门至今仍存一块《都督俞公生祠记》的碑刻。
　　彼时，闽粤沿海海寇问题日益严重。俞大猷屡次进言上级请求加强防备，但不被采纳，甚至因此被杖责并革职。他对此并未动摇，仍表示希望有朝一日能为国家尽力。
　　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蒙古俺答汗进犯山西，朝廷征召能将，俞大猷主动请缨，被派赴山西宣大总督翟鹏处候用，虽受到礼遇，但并未获得实职。后返回福建，获任汀漳守备等职，转战于闽西、粤东等地，继续担负边防任务。
　　二
　　俞大猷这一生，几乎没有离开过兵马与船只。他的最大功绩，正是在中华东南海岸线上，与倭寇浴血奋战、屡建奇功。
　　嘉靖三十一年至三十七年（1552年—1558年），浙东、苏南一带倭寇活动频繁。俞大猷自广东奉召北上，担任宁波、台州等地参将，在总督张经与王忬等人指挥下，在东南沿海地区展开数次大规模平倭行动。
　　俞大猷主力来自福建，擅长水战，使用由福建制造的楼船作战，多次在海上及江湖区域伏击敌船，配合陆地包围行动。多场战役中歼敌四五千，击沉倭船百余艘，对肃清苏、浙沿海倭寇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战功升任苏州、吴江副总兵、浙江总兵，并署浙江都督同知。
　　然而，由于严嵩当政，其干儿子赵文华“督战”期间多有干涉，且时任浙江巡抚胡宗宪为邀功，采取与通倭汉奸汪直“互市”的策略，意图不战而降，引发争议。俞大猷对此持谨慎态度，劝谏未果，仍坚持职责所在。
　　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胡宗宪策划诱捕倭寇汪直成功，将其押往杭州。随汪直而来的倭寇部队仍滞留舟山岛的岑港，数量虽不足五百人，但阵地坚固，战斗力强。
　　胡宗宪调集俞大猷与戚继光前往作战。初期，明军采取围而不打的策略，仅试探性进攻，结果接连失利。倭寇利用地形，设伏山中，官军进攻路径狭窄，易遭伏击。之后降雨增加，敌人更借水势阻击进军。
　　战局僵持不下，敌军增援到达后兵力扩增至一千人。朝廷对此战拖延不满，胡宗宪命令俞、戚限期破敌。俞大猷此战调动了一支由他在广西任守备官时所组建和训练的部队——狼兵。这支部队主要由当地土著、山民组成，平日由熟悉山地作战的土司头领管理，纪律严明，作风剽悍，战斗经验丰富。俞大猷将其带至东南沿海，作为机动主力，投入抗倭战场。他们以七人一组作战。倭寇虽设栅栏防御，使用火器，但终不敌强攻，明军最终焚毁其船只，迫使其后撤至柯梅岭。
　　岑港之战历时近一年，虽最终击退倭寇，但明军付出三千余人伤亡，战果与代价形成鲜明对比。
　　三
　　浙江倭患平息后，倭寇纷纷南下骚扰福建，福建成为倭患中心。宁德、福州、莆田等地沿海民众饱受劫掠之苦。嘉靖四十一年（ 1562年）七月，戚继光被派往福建剿倭，随后俞大猷就任福建总兵。年底，倭寇攻陷兴化府，在城中烧杀掠夺，盘踞两月后退守平海卫（今莆田平海），继续作乱。
　　次年四月，戚继光率军抵达福建，与俞大猷及广东总兵刘显会师。戚家军为中军正面攻击，俞、刘分任左右翼夹击。敌军三面受击败退，明军乘势追击，借助风势火攻，荡平倭巢。此战仅四五小时，歼敌二千余人，救出被掳平民三千多人，收复兴化。
　　之后，戚继光又率部继续清剿，分别于政和、寿宁、仙游、同安、漳浦等地再克倭寇，取得连战连捷。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俞大猷与戚继光合力在广东歼灭残敌，至此，明朝东南沿海长达二十余年的倭寇之患基本平定。就是在此期间，两人获得了“俞龙戚虎”的盛誉。
　　俞大猷不仅是明代著名的抗倭将领，也是一位兼具实战经验与理论修养的军事家。他在长期的征战中，注重练兵制胜、灵活用兵，强调“因地制宜”“因敌制胜”，善于依托地形与武器制衡敌势。
　　在浙东抗倭期间，他充分发挥福建所造楼船的性能，运用于浅水海战，多次歼敌有功。他注重实战与兵器革新结合，其军事思维不仅体现在指挥中，也融入具体战具的发明与改良。他曾在北地与蒙古骑兵对峙中，结合地形、兵力劣势及敌方特征，设计出一种适用于高原山地的小型战斗车辆——独轮战车。
　　此车用整木为轮，推挽灵活，不受山地沟壑限制，车上配备弓箭、火器，前设遮蔽，可攻可守，兼具多种战术用途。大同巡抚李文进使用这一战车组建兵车营，于安银堡一战中击退俺答汗部骑兵十余万，使敌军陷入混乱，死伤甚众。
　　俞大猷运筹帷幄，既有整体谋略，又有具体战法，先计后战，不贪近利，收功万全。就政治素质与战略头脑而言，他堪具将帅之才。他在军事理论方面亦有深入总结，著有《正气堂集》三十卷，其中《兵法发微》《剑经》等篇，是研究明代兵学的重要文献，展现出他在战略、战术、训练、兵制等方面的系统思考。
　　戚继光在其兵书《纪效新书》中，全文收录了俞大猷的《剑经》，作为“短兵长用说第十二”章节内容，可见其对俞大猷兵法理论的高度认可与直接吸纳。更重要的是，岑港之战后，戚继光总结经验教训，重建兵制。他所招募的新军，多为山地出身平民，训练制度严苛，战法上采用“鸳鸯阵”，赏罚分明，在军队构成、战术思想、军纪落实方面呈高度一致。有学者认为，戚继光所建立的“戚家军”，其雏形正是俞大猷的“狼兵”。
　　从这个意义上看，俞大猷、戚继光，以及其他抗倭的将领们进行的是一项前仆后继的事业。这项事业并不是一场比赛，看谁在其中贡献更大，功劳更大，地位更为显赫。它是一种无私的传承。为了保卫我们的家园，消除百姓的疾苦，一代又一代仁人志士投身到这场事业的洪流里，他们日夜琢磨、商量如何在有限的条件下取得更大的战果，直至将敌人赶出去。他们甚至还在思考，后世若有敌人再来犯，应该如何应对。所以还写下许多著作，以遗后人。
　　他们留下的著作、武器……这些物质上的成果或许已经跟不上这个时代，但他们的思想、精神永垂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