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凯
　　在宋代的文人群像中，柳永是一个特殊的存在。他既非诗史留名的朝廷重臣，也不是深居简出的孤高隐士，却成为“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的词坛巨星。他的一生是“功名梦碎，词名长存”的写照。他曾是风流才子，是“红牙拍板”中的词圣，是“浅斟低唱”的先驱；但他更是洞察人间百态、忧愁并同情下层苦难者的仁者。他用细腻的笔触描绘出一幅幅“宋代风情画”，不仅拓展了词体的疆域，也丰富了中国文学的人文深度。
　　“一变”：对天颜咫尺
　　柳永，名三变，字耆卿，福建崇安（今武夷山市）人。出身于官宦世家，其父柳宜曾任监察御史，兄长三复、次兄三接皆中进士，“柳氏三绝”之名远播。自幼柳永饱读诗书，志在传承家业，走科举致仕之路。他在《劝学文》中曾言：“学，则庶人之子为公卿；不学，则公卿之子为庶人。”可见其早年求仕志向甚坚。
　　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柳永在汴京参加了人生第一次春闱。在词《长寿乐》中，他踌躇满志地写下：“对天颜咫尺，定然魁甲登高第。”正如叶嘉莹所指出，此词将“他所看到高远的景物，结合了志意的追寻”，真实展现了他初试锋芒的热忱。然而，初试不第，激愤之下，他写下了传世之作《鹤冲天》：“黄金榜上，偶失龙头望……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
　　这首词的发表，无意中改变了他的命运轨迹。吴曾《能改斋漫录》记载，柳永在第四次应试时本已中第，却被宋仁宗亲笔黜落，并言：“且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皇帝的御批，使柳永仕途再度受挫，亦迫使他转向词坛谋生。
　　初到汴京时的柳永，不仅自负才调，更具音律天赋，出入风月场所，与歌妓舞女交往频繁。他以风流才子形象活跃在坊间，《长寿乐》词中写道：“罗绮丛中，笙歌筵上，有个人人可意。”这种生活方式虽为封建士人所不容，但他与基层艺人密切交往，正促进了他师法民间的勤奋，为其创作提供了活力来源，使其摆脱五代“花间”词的狭艳旧格，逐步走出一条现实与通俗相结合的艺术之路。
　　这一阶段的柳永，处于人生的“风流才子”的时期。他心怀功名，却难敌现实沉浮；醉心音律，又身陷风月场中。他的才华、性格与社会氛围交织，使他早早迈入了一个与主流儒家期待相悖的文化轨迹。
　　“二变”：杨柳岸，晓风残月
　　1024年，柳永41岁时第四次落第。在科场屡试不第、皇帝亲拒仕进之后，柳永开始确立“以词为业”的生活方式。这在当时的士人社会是不可想象的。词自唐以来多附属宴饮娱乐，虽有《花间集》诸作流传，然终被视为“艳科小道”。北宋前期士人普遍以诗文为正统，词不过“闺门艳曲”，难登文坛之堂奥。宋仁宗虽私下喜欢柳词，却以《鹤冲天》为由明令不录，可见当时“词不入正统”的文化压力。
　　柳永选择“以词为生”，不仅是命运的逼迫，更是审美理念与表达形式的主动开拓。他深入教坊，与歌妓乐工长期合作，为新腔填词，形成鲜明的职业化写作机制。当时教坊乐工和歌妓似乎也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每有新腔新调，都必请柳永为之填词，然后方能流传开来。
　　在词体上，他承袭唐代民间歌曲“慢词长调”的先声。据统计，现存800多种词调中，有逾100种为柳永创制或首用，占全宋词调八分之一。他广泛采用铺叙手法，将传统诗中“赋”的手法引入词中，强化结构和情节，使词从“感兴抒怀”扩展为“描绘过程、刻画心理”的复合文体。
　　在北宋中后期，随着词体地位逐渐提升，文人对柳永词的理解也开始出现分化与重新定位。苏东坡就曾以风趣之言回应柳永词的风格。有一则载于俞文豹《吹剑录》的逸事记载：
　　“ 东坡在玉堂日，有幕士善歌，因问：‘我词何如柳七？’对曰：‘柳郎中词只合十七八女郎，执红牙板，歌“杨柳岸，晓风残月”；学士词须关西大汉，铜琵琶，铁绰板，唱“大江东去。”“东坡为之绝倒。”
　　这一妙语，虽带调侃之意，却并非贬低。“大江东去”须关西大汉高声而唱，是因苏词气象万千、纵横开阖；“杨柳岸晓风残月”宜红牙软板低唱细品，则正是柳词以缠绵悱恻、细腻铺陈取胜的写照。两者代表了宋词在审美取向上的两个极端，也共同构成宋代词学的宏富景观。
　　事实上，柳永词作上承敦煌变文与五代俚曲传统，善用白话口语完成情境表达；又下开金元诸曲，如“新腔”“美腔”对音律与叙事的结合，早在柳永词中已现端倪。他创作的《八声甘州》《望海潮》《雨霖铃》等篇，或写景抒情，或寄意伤怀，均展现出不逊于唐诗的高雅。苏轼也曾盛赞其《八声甘州》“霜风凄紧，关河冷落，残照当楼”句，称“此语于诗句不减唐人高处。”
　　因此，柳永虽被视作“俗”的代言者，却恰恰以俗入雅、以情动人、以声传世，成就了一个文化意义上最广泛、艺术成就上最深远的词体革命。那一曲“杨柳岸，晓风残月”，柔婉之中自有悲悯之情，千年之下，绕梁不绝。
　　“三变”：煮海之民何苦辛
　　尽管数度扬言“浮名不羁”，但柳永对功名始终未忘。中年以后，他重返科场，终在景祐元年（ 1034年）考中进士，时年51。《柳初新》词中洋溢着他及第后的喜悦：“别有尧阶试罢。新郎君、成行如画。杏园风细，桃花浪暖，竞喜羽迁鳞化。”然而及第之后，仕途依然崎岖。他先后任睦州团练推官、昌国县盐监、西京灵台令，虽勤政有为，却屡遭排挤，始终未获重用。
　　即便如此，他依然在每一任上努力做着一个好官。在昌国县任盐监时，他目睹亭户（即盐工）之苦，写下《煮海歌》一诗：“周而复始无休息，官租未了私租逼。驱妻逐子课工程，虽作人形俱菜色。煮海之民何苦辛，安得母富子不贫！”诗作揭露赋役重负，深切同情劳苦百姓，与他词中的风月柔情风格迥然有别，呈现出鲜明的社会批判精神。
　　钱钟书在《宋诗选注》中评此诗说：“这首诗就表示《乐章集》并不能概括柳永的全貌，也够使我们对他的性格和对宋仁宗的太平盛世都另眼相看了。”其政绩亦得地方认可。《昌国州图志》将他列为“名宦”。叶嘉莹先生指出：“综观有宋一代前后三百余年，而被此书记入‘名宦’者不过寥寥四人，而柳永独居其一”，足见柳永在当地的政绩之为人民所怀念。
　　皇祐五年（1053年）前后，柳永70岁，以屯田员外郎致仕，卒于润州（今江苏镇江）。一代词人潦倒一生，给后人带来无限惋惜和遗憾。因而他身后见诸宋人的小说笔记中的故事不少，多有附会，但也显示出对一代风流词人的怀念之情。据《方舆胜览》载，柳永死后家无余财，群妓合资葬于润州南门外。每至春日，群妓扫墓成俗，称为“吊柳七”“上风流冢”。此风俗延续至南宋，“不入吊柳会，不敢踏青”，已成为民间情感文化的一部分。
　　结 语
　　柳永一生三变：起初是风流俊逸、才情横溢的青年才子，中岁成词坛巨匠、秦楼知己，晚年虽仕途蹭蹬，却终为忧民良吏。他以一纸词章唱尽人间情致，也以《煮海歌》刻写现实疾苦，留下的是既婉约又沉痛、既深情又锋锐的宋代图景。
　　然而，最耐人寻味的，或许不是他作品的广泛传唱，也不是他仕途的命运沉浮，而是他在人们心中始终以“少年”的姿态被记忆，总带着一种青春的轻狂与温柔，一种未曾彻底老去的、对情爱与人生执念的少年气。
　　或许正因为他终其一生都在追问“谁会凭栏意”，才使他的词始终缠绵；也因为他在放逐中不曾彻底放下对理想的执着，才使他的笔，始终带着少年的锋芒与柔肠。“黄金榜上”失意，“浅斟低唱”而名满天下，最终在“凡有井水饮处”留下永恒的余音。我们记住的，始终是那个在声声慢里不肯老去的词中少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