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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焰儿，回忆我在抗日初期，为了保卫祖国，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离开了热带的新加坡，到冰天雪地的第五战区担任支前工作，白天吃的是又冷又硬的大饼，夜晚经常露宿在汽车驾驶台上，整日整夜，还要受隆隆的炮声的干扰。三个月内，我们小组22人，牺牲13人，留下9人，我是幸存者之一。”1993年，76岁的张君武给在部队的孙子张焰写了封信。那些刻在骨血里的战场记忆，随笔墨缓缓流淌。
　　1917年7月，张君武出生在福建省漳州市南靖县塔下村，幼时的他就读于塔下西园的新民学校。在这里，他接受了最初的爱国教育熏陶。初中毕业后，张君武辞别母亲，孤身漂洋过海，前往新加坡投奔在那里做茶叶生意的叔叔。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广大爱国青年群情激愤，20岁的张君武响应爱国侨领陈嘉庚先生的号召，第一批报名参加了南洋华侨战地服务团。
　　“当时，家中的长辈不同意他去，因为觉得家族生意还需要他，但是父亲已经下定决心要回国了。”张君武的儿子张旭珉说。一边是亲人的劝说挽留，安逸自在的生活；一边是满目疮痍的祖国，九死一生的战场。最终，张君武决定听从内心的召唤，毅然回国参加抗日。回国前一天，他和朋友在新加坡留下了一张合影，照片中，两人的目光是那么坚定。
　　回国后，张君武被分配到服务团运输组，在国民党第五战区负责战斗前线运输军火、抢救伤员的工作。1938年，张君武参加了震惊中外的台儿庄大战，他昼夜驱车于崇山峻岭之间，敌机的轰炸在头顶盘旋，地面的炮弹在身边炸开，他都紧握方向盘，不顾一切，把军用物资运往前线。“他说他开车的时候，他旁边的战友，半边脑袋都被削掉了，他没办法，他不能管，继续开车狂奔。”张旭珉说。经过3个多月激战，台儿庄大战共歼敌2万人，同时也付出了惨烈的代价。
　　张君武所在的运输组中，有13位归国青年为国捐躯，其中就包括和他在一起合影的同伴，剩下的9位华侨被下令撤往成都。“因为他们这批牺牲的人太多，就赶紧把他们撤到成都，只有我父亲一个人坚决不走。”张旭珉说。是撤回后方还是继续战斗？张君武又一次做出了自己的选择，“在这艰苦的生活中，曾经动摇我留在祖国作战的思想，回新加坡去，但想起回国前的情境，数不清的侨胞欢送我们，希望我们把日本鬼子赶出去，保卫祖国的独立和强盛的嘱咐，我不应当逃兵，应留在祖国继续作战。”
　　“他就说我们国家在被日本占领的时候，逃难的老百姓非常凄惨，人山人海，哭的哭，叫的叫，天上日本飞机在炸，这些原因坚定了他要去考空军，‘我要报仇，我要当空军，我要打日本飞机’。”张旭珉说。1938年冬，张君武通过身体和文化考核，转入成都空军军士学校学习飞行。毕业后，他参加了多次对日军的作战，每次战斗前，他都会写好遗书。“他那个时候已经是满腔仇恨了，他还管什么危不危险，我父亲从小就教给我曹植的《白马篇》：父母且不顾，何言子与妻？名编壮士籍，不得中顾私，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我父亲他是做到了的。”
　　后来在一次战斗中，张君武不幸受伤。他先后担任过空军学校教官和运输官。
　　1948年，又一次选择摆在了张君武面前，是随国民党部队退往台湾，还是留在故土，张君武选择了后者。他带着40余人起义，并将保存的300多辆汽车、数千桶汽油、两架飞机完整交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手中。
　　张君武的家国情怀，也深深影响了家族后辈。几十年后，两个孙子在他的鼓励下参军入伍，续写着保家卫国的故事。当张焰在部队遇到困难，一度想放弃时，是爷爷的信让他重新振作。张焰说：“我是18岁，当时已经有工作了，我爷爷让我们去部队锻炼自己，到陕北就零下十几度，我的手也全是冻疮，包括耳朵也全是冻疮，然后还有风沙，觉得扛不下去了，就写信给家里边，然后我爷爷就回信了。”“焰儿，你给我们的信收到。当读到你来信时，我知道目前是你的意志与艰苦环境斗争的时刻，如何战胜目前的环境呢？我认为最主要的是要有坚强的意志，我们也希望你要继承我们全家爱国的家风，听党的话，敬重领导，团结同志，把自己培养成一个合格的战士。”
　　“ 我面对的困难与我爷爷他们当年面对的困难相比差得太远太远，因为他们当时是生命受到非常大的威胁的那种，我爷爷都能坚持下来，那我为什么不能呢？那么就是一种家国的情怀，有国才有家，没有国哪来的家。”张焰说。
　　“这个地方就是我父亲年轻时候住过的祖屋，他就是从这个地方背井离乡到了南洋，终生再也没有回来。”张旭珉说。自从17岁离开家乡，张君武再也没有回过家，他曾说这辈子最骄傲的就是曾经抗日杀敌，最遗憾的是回国后直到母亲去世，他都没能再见一面。1994年11月，张君武先生在四川逝世，临终前还在哼唱“母亲叫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 （闽同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