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赵 凯
　　“ 他以激烈的姿态、激烈的言辞抨击当时社会的混乱、政治的腐败、道德的虚伪，他以犀利的言辞、挥洒的文风，向社会大声疾呼。”任继愈先生评价的这位思想家，名为李贽。他认为李贽卓识大胆，反旧传统，为中国古代思想史上第一人。李贽有多大胆？他的思想激进表现在哪儿？
　　破空而出
　　明代前期，士人求仕主要依赖科举制度，而取士标准则以朱熹的《四书集注》《五经集注》为唯一正统。长久以来，这种一统化的考试标准令朱子学风行一时，但也逐渐流于程式。学者们习于背诵注疏、模仿八股文体，少有个人思考与独立表达之空间。思想界日渐沉闷，学术氛围陷入刻板与空泛。
　　明清之际的文人张岱对此深感不满，批评八股取士使得“英雄豪杰埋没于八股中”，得志者寥寥无几。他引用李贽的一句“戏言”以示嘲讽：“吾熟读烂时文百余首，进场时做一日誊录生，便高中矣。”这一“戏言”，张岱称之为“委是实录”，足见其痛感之深。
　　面对这样一种僵化的思想体制，明代后期已有学者尝试突围。陈献章提出“疑有进、信则退”，强调质疑与反省是通向觉悟的起点。王阳明更进一步指出，道非孔子所私有，学亦非朱子所专断，主张“学贵得之于心”，强调人人皆可自悟。李贽正是在这样的思想潮流中成长起来，他继承并推进阳明学派的精神主张，最终喊出那句大胆之语：“千百年来之所以无是非者，皆咸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
　　李贽，字宏甫，号卓吾，福建泉州人。因泉州又称温陵，世人也称其为“李温陵”。他师从王艮之子王襞。王襞九岁随父前往余姚，亲见阳明先生，受其弟子王畿、钱德洪启蒙。因此，李贽虽未亲承王阳明门下，却可视为王门之后的重要一员。
　　李贽不仅深受王学影响，更在其基础上作出大胆突破。他的思想，不仅与当时流行的朱子学背道而驰，也在整个晚明思想界掀起了不小的波澜。
　　在那个尚未习惯个体言说的时代，这种声音无疑是惊人的。李贽的出现，既是风气所变的产物，也成为明末思想解放浪潮中最为引人注目的一道锋芒。
　　思想之锋
　　李贽对王艮等泰州学派更是推崇备至，称其“一代高似一代”，并鄙视那些假道学、鄙儒、俗儒，认为“迂儒未死而臭”。
　　他的特立独行、自行其是，在当时的思想界是一股异军突起的力量。他不回避“异端”之名，反倒以之为荣。“伪学者，莫不胆张心动”，正如晚明学者钱谦益所形容，李贽的著作“别出手眼”，其笔锋所指，无不切中要害。
　　李贽思想的锋锐集中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他挑战“孔子之是非即是非”的正统观念。他认为千百年来之所以“无是非”，正因为人们全凭孔子之是非为是非，从而失去了自我判断能力。他继承阳明“以吾心之是非为是非”的理念，并予以深化。他甚至指出，《春秋》都未必将圣人的是非强加于人，何况后人？
　　其次，他提出“圣人不高，中人不低”。李贽拒绝把孔子神圣化，主张天下人皆有良知，人人皆可为圣。他在文字中直言：“天下之人，本与仁者一般，圣人不曾高，众人不曾低，自不容有恶耳”，强调平等的价值观，这在等级观念森严的时代里，显得尤为激进。
　　第三，他首倡“六经皆史”。李贽认为《诗》《书》《礼》《乐》《易》《春秋》本是史书，被后人尊为“经”而披上神圣光环。他主张将“经”还原为“史”，还原其人间性与历史性。清代学者章学诚提出“六经皆史”之说，被誉为经学革新的代表，其实早在李贽便有先声。
　　第四，他批判周程张朱为假道学的护身符。濂、洛、关、闽之学在明代已然成为权威象征，讲求理气、等级与纲常，李贽对此持否定态度。他甚至提出“今之讲周程张朱者可诛”。他所攻击的，其实是打着道学名义、行谋利之实的士大夫，称之为“道貌岸然而腹中空腐”。
　　李贽的文字风格是嬉笑怒骂皆成文章，带有浓厚的个人色彩。他既能以讥讽与反语击破假道学的空洞说教，也能以诚恳与悲悯唤起读者对人性的关注。他倡导的不是纯粹的反传统，而是一种基于自觉自省的思想自由。他坚信：人的价值不由圣人裁定，而由自身觉悟决定；学问的目标，不是仰望圣贤，而是面对自身。
　　他的思想之所以令当时士人震动，正因为它直指士人的迷惘之处：在八股文的残酷现实中，人们习于模仿，不敢怀疑；在尊孔的体制之下，人们恐于逾越，不敢表达。而李贽不但敢言，更有思想深度。他不是为了异端而异端，而是勇于思索如何寻求个性伸张的突破口。
　　焚书者言
　　李贽自幼熟读儒家经典，最初攻读《易经》《礼经》，后改读《尚书》。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乡试中举后，他自称“竟以《尚书》窃禄”，言语中既有讽刺也有警醒。自此，他没有继续参加进士考试，而是踏上仕途，历任国子监教官、礼部司务、南京刑部主事。万历五年（1577年），李贽出任云南姚安知府，但仕途的沉闷与拘束使他不愿久留，任期未满即辞职归隐，选择独处山林，开启他真正的学术生涯。
　　他隐居于湖广麻城龙湖之滨的芝佛院，那里风景清幽，适宜潜心著述。此后将近二十年，他陆续写成《焚书》《续焚书》《藏书》等著作，笔锋犀利，语言诙谐，以嬉笑怒骂的方式批评当时道学的虚伪和社会的陈规，引发极大关注与争议。
　　《焚书》付梓时，李贽自言：“所言颇切近世学者膏肓……言当焚而弃之，不可留也。”这是自知言语锋利、言人人忌，又无法收回。此书一出，震动士林，袁中道称他“气既激昂，行复诡异”，对道学多有揭示，使得许多人“高其识、钦其才、畏其笔”。
　　晚年，李贽在好友焦竑帮助下出版史学著作《藏书》，其中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也颇为特立独行：称秦始皇为“千古一帝”，称李斯为“才力名臣”，称卓文君私奔为“善择佳偶”，种种看法在今日读来不算惊人，但在当时却被视作大逆不道。
　　不久，朝廷以“毁圣叛道”罪名对他发难。其隐居处芝佛院被拆毁，著作被查禁焚烧，李贽也被秘密逮捕。万历三十年（1602年）三月十五日，他在狱中以剃头刀自刎。据袁中道记述，临终前他在手上写下回答：“七十老翁何所求。”字句简单，语气平静，表现出他一贯的清醒与从容。
　　张岱在《石匮书》中评论他：“发言似箭，下笔如刀……不死于人，死于口；不死于法，死于笔。”李贽死后，朝廷下令将其所有著作烧毁，禁绝流传。讽刺的是，士人、民间自发地将他的作品保留了下来。
　　他的主张中许多内容在今天看来或许并不极端，但在一个明末时局里，敢于质疑圣人，提出人人皆可为圣的平等观，主张“六经皆史”，批评道学空谈，其本身便是一种突破。在那个时代，“异端”意味着孤立，也意味着代价。李贽知道，却仍选择说出自己的想法。他留下的不只是文字，更是一种“敢言”的风骨，一种不肯在思想上俯首的姿态。
　　在后来的历史中，李贽常被视为思想解放的先驱。他不属于任何一个主流学派，很难被某一类学术系统所囊括。他以《焚书》为名，自知其言将遭焚毁之命运，却依然以挑战者的姿态坦然面对；朝廷果然“焚书”，却未能烧尽他的思想与锋芒，反倒留下了一缕不灭的精神火种。他的意义，或许就在于那种始终坚持“ 吾心之是非”的自觉——为人类思想提供了一种不可或缺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