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英《程门立雪图》（资料图）

　　“ 程门立雪”这个典故如今被看作尊师重道的典范。这个发生在北宋冬日里的故事，主角是来自福建的两位学子——游酢与杨时。这次求学问道的经历，是宋代知识分子之间频繁交流，相互砥砺精神，以图“经世致用”的寻常一幕，或许连当事人都未曾料到，它将促成一座思想文化高峰的崛起。
　　程门立雪 游、杨问学的佳话
　　北宋时期，有两位重要的学者——程颢和程颐，兄弟二人并称“二程”。程颢字伯淳，后人称“明道先生”；程颐字正叔，号“ 伊川先生”。两人年轻时曾师从大儒周敦颐，成年之后，除短期在外为官，大多时间讲学著述、兴办书院。他们的学问影响日渐扩大，逐渐汇聚成以洛阳为中心的学术重镇，史称“洛学”。
　　二程的思想体系以“理”为核心，致力于阐发《六经》尤其是《易经》，同时重视《大学》《中庸》《孟子》和《论语》等儒家经典，力图恢复和发展孔孟以来的道统。他们不仅重视理论的阐述，也重视学问的实践、人格的修养，对后世理学的发展起到了奠基性的作用。
　　程门弟子众多，杨时、谢良佐、游酢、吕大临并称“程门四先生”，其中福建人杨时与游酢的从学经历尤为后人传颂。起初，程颢门下多为北方士人，福建南剑州人杨时与建安人游酢前来问学，程颢十分高兴。后来杨时辞归，程颢亲自送出门外，回屋后对门人说：“吾道南矣。”意思是说，他所传授的学问，自此将在南方传承开来。
　　后来，杨时与游酢又一同前往洛阳拜见程颐。这次拜访，成就了“程门立雪”的佳话。
　　据南宋朱熹编撰的《二程外书》记载：“ 游、杨初见伊川，伊川瞑目而坐，二子侍立。既觉，顾谓曰：‘贤辈尚在此乎？日既晚，且休矣。’及出门，门外之雪深一尺。”
　　游酢与杨时到达程颐住处时，先生正在闭目静坐。两人没有出声打扰，而是在屋内一侧恭敬地站立等候。等程颐睁眼看到两人仍未离开，便说：“你们还在这里吗？天色已晚，可以回去了。”两人出门时，屋外的积雪已经深达一尺。
　　值得一提的是，张岱年先生在20世纪90年代初曾专门撰文对“程门立雪”进行辨析，认为游、杨二人并非站在风雪中等候。文中“侍立”意为在室内站立侍候，“及出门”也说明二人一直等在屋中，出门时才见风雪之大。许多后世图像将此情节误画为二人顶风冒雪站在庭中，身上积雪，虽情感强烈，并不符合史实。
　　“ 程门立雪”作为一次师生相遇的记录，被后世赋予了浓厚的象征意义。它所体现的是宋代理学初兴之际，师生之间在学问与修养上的严谨态度。游酢与杨时在先生静坐时不敢惊扰，默然侍立，其举止正应《礼记》：“不谓之进，不敢进；不谓之退，不敢退；不问，不敢对”，体现了两人在求学时所秉持的那种认真与诚敬。
　　儒学复兴 福建士子群星璀璨
　　自汉唐以来，儒家学说越来越偏重于政治规范与礼制伦理，对人性、宇宙等问题的思考则相对薄弱。在精神层面，儒学对人的内在安顿作用逐渐让位于佛教、道教。唐末五代时期，战乱不断，礼教崩解，人心失序，促使有担当的知识分子重新反思儒家思想的根基和社会功能，韩愈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到了宋代，韩愈的主张得到系统推进。在宋初“三先生”胡瑗、孙复、石介，以及范仲淹、欧阳修等人的影响下，到北宋中期，一场轰轰烈烈的儒学革新运动发展起来，进入多元并进的阶段。王安石的“ 新学”强调经世致用，主张变法图强；苏洵、苏轼、苏辙父子的“蜀学”重文辞与思辨；张载提出“太虚本体论”，建立“关学”；而程颢与程颐则立足洛阳，以“理”为核心，创立“洛学”，形成义理系统，重建儒家的本体与修养之道。
　　在这一波儒学转型之中，福建学人的角色不容忽视。早在中唐，晋江人欧阳詹便与韩愈并称“龙虎榜”进士，不仅私交深厚，也在思想上志同道合。他在诗中公开表明与韩愈一样“志在周孔堂，道适尧舜门”。同期的莆田人林蕴亦与欧阳詹、韩愈倡导儒家道统，并持反佛立场，是福建早期儒学自觉的代表。
　　到了北宋初年，福建又有“海滨四先生”——陈襄、陈烈、周希孟、郑穆，以及章望之、黄唏等人，讲《中庸》、崇道统，提倡“知天尽性”，也是宋代理学的重要先驱者。
　　当程颢、程颐的思想逐渐成型，理学开始由洛阳南传。《宋元学案》记载：“濂、洛之教入闽，亦由此而盛。”福建士人中，福清王频、将乐杨时、崇安游酢、沙县陈渊、陈瓘等人，皆师承二程，成为濂洛理学南传的先行者。
　　与此同时，福建各地也持续出现新的理学人物。古田人邵清师从张载，学《易》而归乡讲学，隐居守墓，积书千卷。武夷山的胡安国、胡宏父子后来更成为湖湘学派的奠基人物，虽其学风偏向湖南，但其家世与基础都发源于八闽。
　　在这当中，游酢与杨时尤其受到重视。他们不但在程门学习多年，还将理学的核心理念传播回福建，并在本地开展讲学活动，培育了下一代士人，形成了具有地方特色的“道南学派”。他们的从学之路，也被视为“理学”在东南落地生根的转折点。
　　延平四贤 闽学的渊源
　　游酢因政事牵连，最终未能在家乡实现讲学的理想，而理学南传的责任，便落在杨时身上。杨时在学术上坚持洛学宗旨，思想上与王安石倡导的新学格格不入。任国子监祭酒时，他曾上疏请求追削王安石封爵，指斥新学为异端。
　　政治上，杨时也是坚定的抗金派。他多次上书主张整军御敌，建议杀童贯、姚古等人以肃清军政。此举虽未见全面采纳，却使其在士林中的声望日益上升。宋室南渡后，东南地区许多学者将他视为程门嫡传，纷纷前来求学，人称“龟山先生”。
　　杨时讲学以阐发二程之学为主，主张“存天理、去胜心”，强调克服好胜之心对于修养的重要性。他主张以简朴养德，生活清淡，晚年归乡仍笔耕不辍，去世时“家徒壁立”，为学人所敬重。
　　他的弟子中，最为得意的是罗从彦（字仲素，南剑州人）。罗从彦性情沉静，笃志好学，善于体会理学的精义。杨时曾在讲《周易》时与诸生讨论，对罗从彦的理解格外赞赏，称“吾弟子千余人，无及得从彦者”。
　　罗从彦得杨时真传之后，在剑浦罗浮山中筑室讲学。他主张静坐修身，体认“喜怒哀乐未发之中”，认为这是通达天理的关键所在。罗从彦门下，有一位极具慧根的弟子，名叫李侗（字愿中，南剑州人）。李侗学成之后归隐乡里，闭门自修四十年，清简自守，敬长睦邻，深得乡人敬仰。
　　李侗的为学之法，深受罗从彦的影响，强调静坐与顿悟，追求学问之中“洒然冰解”的贯通之境。他公开主张，读书不可仅依赖文字解释，若不能自心体悟，即为“玩物丧志”。这套静坐修身、体认天理的方法，也成为后来理学中一条重要的修行路径。
　　到了南宋中期，道南学派通过李侗之手，传至朱熹。
　　朱熹之父朱松是江西婺源人，因在福建为官，长期寓居建阳。临终前，他将年仅十四岁的儿子托付给好友刘子翚、胡原仲、刘致中。而朱松与他们三位，都是罗从彦的学生。朱熹之后从李侗受教，循着龟山先生与罗从彦的思想，完成了“逃禅归儒”的思想转变，逐步构建起自己的理学气象。
　　朱熹集道南学派之大成，并吸收张载“气学”、周敦颐“太极图说”之义，将程颢、程颐的“理学”发展成完整的哲学体系。朱子之学深植于闽地，又由闽地辐射全国，遂形成“闽学”。朱熹也被视作继孔子之后，又一座耸立在国人心中的思想文化高峰。
　　若追溯这一脉学统的源头，仍要回到那个冬日下午的场景。程颐静坐未语，杨时与游酢在一旁默然侍立，不进不退、不言不动。雪落满庭，积有一尺。皑皑白雪之下，一颗名为“闽学”的思想种子正静待发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