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振龙故居内的陈振龙塑像（图源：福州市侨联）

    ▲陈振龙故居内陈设的七代推广番薯种植的经历 （图源：福州市侨联）

    ▲先薯亭 （石美祥 摄）

　　番薯从美洲传入中国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关于它最早是何时何地传入中国，学界仍有争议。但有一点从无异议：福建长乐的归侨陈振龙，是最早带番薯入华的那一批人中最值得被记住的一位。而更重要的，是陈振龙和他的子孙整整七代人，把引进的番薯一代代种下去、传出去、写下来。他们做的是推广农作物，但留下的，是陈氏一门对“利济民生”这四个字的长期坚持。
　　这段故事，起于一根从吕宋（今菲律宾）偷带回来的薯藤，历经数百年，走过福建、江浙、山东、华北，最终写入史册，也写入我们今天的饭碗。更令人动容的是，这样的故事，来自一户出身布衣、行走商道的福建华侨人家。
　  1785：灾年与北行
　　乾隆五十年（1785年），黄淮流域遭遇罕见大旱。河南、山东、江苏、安徽等地春夏无雨，农田龟裂，苗粒不生。史载，“河南汲县、辉县、新乡、淇县、获嘉五县受旱最重，二麦无收，大田未能下种”，其余延津、滑县、封邱、考城、修武等地也同陷歉岁。山东曹州、济宁、兖州，安徽亳州、凤阳、泗州等地亦未能幸免，“本年又复丽泽愆期”，人畜俱困。
　　乾隆帝自开春以来屡下谕旨，追问晴雨之况与赈务进展，屡次要求地方官“踏勘灾实”“具奏情形”“严禁讳饰”。当赈济措施迟迟难起效时，朝廷开始另寻路径。同年六月十三日，乾隆帝发出一条不同于以往的旨意：“闽省地方，向产番一种，可充粮食，民间种者甚多。因思豫省近年屡经被旱，虽现在已普得甘，自可赶种晚秋，但恐该处土脉久燥，雨泽一少，即与栽种无益。番薯既可充食，又能耐旱。若以之播种豫省，接济民食，亦属备荒之一法。”
　　乾隆命福建总督富勒浑、巡抚雅德，即刻采集番薯种苗，并开列栽植方法，通过邮驿送至河南，由河南巡抚毕沅分发各县，组织民众试种。富勒浑上奏，推荐年逾八旬的陈世元带领仆从、子孙前往。
　　陈世元自福州出发，携带番薯种苗、器具与数种薯法手册，沿驿北上，途中染寒。至十月初，河南巡抚毕沅奏报：“闽省监生陈世元，赴豫教种番薯，因感受风寒，抵省后旋即病。”
　　听闻陈世元染病，最终身故，乾隆于十月初六日再次发谕：“陈世元因熟悉树艺之法，情赴豫教种，年老远涉，颇属急公。今病身故，殊堪悯惜。著加恩赏给国子监学正职衔，俾该生得邀身后之荣。”
　　陈世元之名，恐怕乾隆早已听说。其在胶东经商时，目击乾隆十一、十二年“凶荒相仍、失业逃亡”，遂偕同乡余端元、刘曦等于乾隆十四年（1749年）呈请胶州当局，在所居该州古镇地方寓所余地试种番薯。经两年的实践，获得“叶茂实累，物土相得”之实效，胶州知州大为称赞。乾隆二十年，陈世元张布招帖，声明:“倘外府州县，肯来传习，将种给与，并法指授，共享乐利。”
　　而乾隆或许不知道的是，推广番薯，是福建陈氏一门祖上留下的家训。
　　1593：一根藤的出海与归来
　　福建长乐，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五月，海风初歇，一艘由吕宋返航的闽船靠泊福州港。陈振龙（约1543年—1619年）随船归来。他是福州长乐县青桥村人（今福州市长乐区鹤上镇青桥村人），自幼饱读经书，年未二十中秀才，后乡试不第，遂弃儒从商，到吕宋岛经商。这次返乡，他带回的不是丝绸、香料或银两，而是一截藤条——绞入汲水绳中的薯藤，是他历尽波折取得的“朱薯”种苗。
　　当时的福建，“山多田少，民食不足”，而吕宋岛上的番薯却“被山蔓野”“随地掘取，以佐谷食”。当地土著视其为日常主粮，称其“六益八利，功同五谷，乃伊国之宝，民生所赖”。陈振龙目睹之后，意识到这可能正是缓解乡里饥困的良策。
　　但带出薯藤并不容易。吕宋自1571年被西班牙征服后，华商日众，税卡森严。《金薯传习录》记：“ 西人珍其种，不与中国人。”陈振龙尝试多次，皆遭盘查阻拦，有时罚银，有时被扣货船。《群芳谱》《甘薯疏》记载其“密截其蔓，置小盖中”，又说“绞入汲水绳”，亦有说“编入藤篮”，皆言其行事之隐秘。
　　七昼夜航行后，陈振龙带回薯藤。到岸数日，陈氏父子即在福州纱帽池胡同一带“依法栽植”，四月后试种成功。《金薯传习录》载：“子母相连，小者如臂，大者如拳，味同梨枣。”陈经纶草拟禀帖，向福建巡抚金学曾呈报，请求“行知各属，效在法栽种”。金学曾批其为“事属义举，利益民生”，即日批准推行。
　　适逢闽中大旱，五谷歉收，番薯成了应急之粮。地方称为“金薯”，又因自番国而来，俗称“番薯”。史称：“始传福建，后渐及江南。”
　　家训与传播：陈氏一门的传薯事功
　　自1593年陈振龙引薯归闽后，福建山中多地即见番薯蔓延。陈家未将此视作一时之利，而是立为家训，代代不忘。陈振龙之子陈经纶协助试种后，撰写《献薯藤种法禀帖》，主张“乞广生民计，通饬各属效文栽种”，力求在闽中推广。巡抚金学曾大加推行，饥年中番薯即被视为“救荒之物”。
　　此后数世，陈氏子孙多以贾业行走江南各地，每至一地，便择地试种。陈经纶之子陈以柱，于康熙年间旅居浙江宁波鄞县，将薯种传与莆田人徐缓；徐缓再赴江浙，授人种法，使番薯入江右。
　　至乾隆年间，陈氏五世孙陈世元依然以推广甘薯为己任。他撰写的《金薯传习录》收录种植经验、地域适宜、采收藏储之法，为我国古代少见的系统性番薯专著。
　　番薯传入中国之后，对农业体系的影响深远。徐光启《甘薯疏》谓其有“十三胜”，可耐旱、熟食、生食、贮藏、早收、救荒，尤以荒年救饥见功。何炳棣曾言：“四百余年来，甘薯对中国山地和瘠土的利用，对杂粮种植的多样化，起了极深刻的影响。”
　　在中原山地丘陵，原不堪耕之地得以开发，粮食结构也因此发生改变。乾隆以后，番薯已成北地诸省之常食。而围绕陈氏一门引种、推广番薯种植所产生的各种文献，则记载了从明至清，民间传种、地方试种、官府推广的完整历程。若以四库全书所收“农家类”仅十部之数论，《金薯传习录》此种源于草根而又系统成编者，尤显珍贵。
　　现在中国的番薯种植面积和产量都占到全世界的七成以上。把番薯引进中国的不止陈振龙一家，但是陈家的故事却是食物全球史上动人的一幕。番薯之所以能传播得如此广远，并非自然繁殖，而是一代代人手工传种、口耳相授、持续推动的结果。像陈振龙这样的海外归侨，像陈世元这样的“急公”之士，使一个原产美洲的作物，在东亚扎根、生长，并拯救了许多人的生命。
　　有时，一根藤能走得很远。但它的根，总在那些默默把事情做到底的人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