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40年11月14日，陈嘉庚到大田县视察学校时与部分教师合影。

　　陈嘉庚是我国近代史上最杰出的华侨领袖，被毛泽东主席誉为“华侨旗帜 民族光辉”。虽然早在1923年，陈嘉庚就被推举为新加坡怡和轩俱乐部的总理，但他华侨领袖地位的真正确立却是在抗日战争时期。
　　陈嘉庚组织华侨参与抗日活动，最早可以追溯到1928年。当年5月3日，日本在山东制造了济南惨案。消息传到南洋，当地华侨群情激奋，纷纷声讨日本侵略者的罪行。新加坡华侨立即召开全侨大会，成立“山东惨祸筹赈会”，陈嘉庚被推举为主席。他一方面通过怡和轩俱乐部发出传单，揭露日军暴行，另一方面号召侨胞捐助救济死难者家属。在他的领导下，“山东惨祸筹赈会”九个月内共筹得国币117万余元。通过此次筹赈活动，陈嘉庚第一次把南洋华侨抗日力量团结起来，并且初步奠定了自己在华侨社会的领袖地位。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陈嘉庚在新加坡以福建会馆主席名义召开声讨日本的侨民大会，讨论对付日本的办法。大会决议通电国际联盟，要他们出面伸张正义，履行条约，保障和平。他明知开会通电没有丝毫效力，“然而祖国遭此侵暴，海外侨民不宜塞耳无闻，自应喊醒侨民，鼓动志气，激励爱国，冀可收效于将来”。1932年1月4日，陈嘉庚在《南洋商报》发表《对日问题之检讨》一文，驳斥日寇借人口过剩而疯狂侵华的强盗逻辑，抨击东北三省若失全国必亡的悲观论调，说明中国无亡国之理。1月28日，日寇进攻上海，遭到第十九路军的迎头痛击。陈嘉庚被将士们的浴血奋战精神所感动，积极筹募巨款汇往上海，支持十九路军抗战。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由于国民政府执行片面抗战路线，加上敌我力量悬殊，中国失去了华北、华中和华南大片领土。1938年5月13日，陈嘉庚的家乡厦门沦陷。10月21日，广州沦陷，陈嘉庚也迎来了自己的64岁生日。这一天，陈嘉庚撰写了《我持久战必可败日》一文。陈嘉庚认为，“我国对日抗战，贵乎持久”，“ 吾侨目前之最大救亡任务，乃在各尽天职，加强输财”。华侨的捐款和侨汇，成了支援祖国抗战的重要经济力量。
　　陈嘉庚是一位爱憎分明、嫉恶如仇的人，凡是危害国家的言行，他丝毫容忍不得。1938年10月，广州和武汉相继沦陷后，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逐渐流露出投降迹象，公然要求进行所谓“对日和谈”，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面临破裂的危险。陈嘉庚闻讯后，多次以南侨总会主席名义致电汪精卫予以规劝和驳斥。当发现汪精卫不知悔改后，陈嘉庚便以参政员身份，在第二届国民参政会上提出一个提案，内容为“在敌寇未退出国土以前，公务人员与任何谈和平条件者，当以汉奸国贼论”。后来该提案被修改为“敌未出国土前言和即汉奸”十一个字，获得一致通过。邹韬奋先生指出：“这寥寥十一个字，却是几万字的提案所不及其分毫，是古今中外最大的一个提案。”
　　抗战期间，为了弥补军费的不足，国民政府决定发行“ 救国公债”。为了组织华侨购买公债，马来亚新加坡华侨筹赈祖国伤兵难民大会委员会（简称“星华筹赈会”）于1937年8月15日正式成立，陈嘉庚出任主席。陈嘉庚表示，自己每月认捐2000元，直至抗战结束。1938年10月10日，一个涵盖范围更广的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正式成立，陈嘉庚被推举为主席。陈嘉庚在成立大会上慷慨陈词：“抗战严重期间，凡我侨胞自应精诚团结，集思广益，俾能加紧出钱出力，增强后方工作。”南侨总会的成立，标志着南洋华侨抗日救亡运动发展到一个新高度。在陈嘉庚的领导下，从1938年到1941年，南侨总会共筹集到国币2.64亿元，有力地支援了祖国抗战。
　　南侨总会的又一壮举是组织南侨机工回国服务。1939年2月8日，陈嘉庚发表了《南侨总会第六号通告》，号召华侨中的年轻司机和机工回国服务，与祖国同胞并肩抗战。据陈嘉庚回忆，“数月之间，热诚回国者3200余人”。据统计，从1939年到1942年，南侨机工在滇缅公路上共抢运约50万吨军需物资、1.5万辆汽车及其他大量物资。
　　为了给抗战筹集经费，中国国内的演艺团体也纷纷来到南洋，举行义演活动。1938年9月，以夏之秋为团长的武汉合唱团一行28人应“南侨总会”邀请赴新马各地演出。在为期近四个月的义演过程中，武汉合唱团得到了陈嘉庚的多方支持。其间，陈嘉庚亲自为该团所编的《民族呼声》歌集写序，对该团的演出给予很高的评价。武汉合唱团共举办演唱会130场，募集抗战资金叻币230万元（相当于国币1000余万元），为祖国抗战做出巨大贡献。
　　1940年，为了慰问在前线浴血奋战的将士，鼓舞侨胞们支援抗战的热情，陈嘉庚决定以南侨总会的名义组织回国慰劳团。3月26日，陈嘉庚一行抵达重庆。他在南洋时对国民党的奢靡之风已经有所耳闻，所以第二天，他就在各大报纸刊登《辞谢无谓应酬》：“慰劳团一切费用已充分带来，不欲消耗政府及民众招待之费。”但为了招待好慰劳团，蒋介石还是拨出了8万元作为接待经费。陈嘉庚一行被安排入住嘉陵宾馆。陈嘉庚发现，国民政府的各类宴会，大多在这里举行。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嘉陵宾馆的主人竟然是行政院长孔祥熙。陈嘉庚才意识到国民党高官“作营业与民争利”到了何种地步。
　　访问延安是陈嘉庚政治生活中最重要的转折点。5月31日，陈嘉庚冲破重重阻挠来到延安。在延安，陈嘉庚完成了他人生的很多个“第一”：第一次住窑洞，第一次与毛泽东、朱德等中国共产党领袖进行面对面的交流，第一次听到了冼星海指挥《黄河大合唱》。在和毛泽东会谈时，陈嘉庚注意到一个细节，“南洋女学生来，无敬礼便坐，并参加谈话，绝无拘束。”陈嘉庚后来回忆道：“余乃知平等无阶级制度。”陈嘉庚在延安一共停留了七天八夜，发现了与重庆截然不同的景象，“对边区各界人士之努力抗战工作，努力后方的生产，艰苦奋斗的精神，尤为感奋”。带着“喜慰莫可言喻，如拨云雾而见青天”的心情，陈嘉庚结束了在延安的考察。在离开延安之后，陈嘉庚做出了一生中最重大的一次政治抉择：从拥护国民党转向支持中国共产党。这种政治抉择体现了陈嘉庚敏锐的洞察力和以国家为重、以民族为重的品格。
　　回国慰劳途中，陈嘉庚还牵挂着集美学校和厦门大学师生的安危。1940年10月至11月，陈嘉庚辗转回到家乡福建，来到安溪、大田和长汀看望集美学校和厦门大学师生。当时《集美周刊》不仅刊登了包树棠撰词、曾雨音作曲的《欢迎校主歌》，而且发表多篇文章，报道陈嘉庚莅临安溪、大田视察的盛况。《厦大通讯》专门出了一期“欢迎陈嘉庚先生专号”。当看到两校师生历经烽火岁月艰难磨砺依然弦歌不辍，陈嘉庚感到十分欣慰。
　　1940年底，陈嘉庚返回新加坡，将国内抗战的真相告诉海外的侨胞。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12月30日，中华总商会召开华侨大会，陈嘉庚主持成立了动员华侨、组织华侨以对付日寇的“新加坡抗敌后援会”，并亲任会长，积极开展抗日救亡活动。1942年1月底，英军慌乱撤退，新加坡弃守。2月3日，陈嘉庚与友人乘船离开新加坡，辗转到印尼等地避难。日军重金悬赏通缉他，致使陈嘉庚数度迁徙。避难期间，他随身携带一小包氰化钾，随时准备以身殉国，表现出崇高的民族气节。
　　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10月6日，陈嘉庚乘飞机从吧城安全返回新加坡。消息传至重庆，旅渝福建同乡会、厦大及集美校友会等十个团体发起了有五百多人参加的“陈嘉庚安全庆祝大会”。毛泽东给大会送来一幅单条，上书“华侨旗帜 民族光辉”八个大字，这成为对陈嘉庚的历史性评价。
　　抗战期间，陈嘉庚积极团结华侨，用各种形式支援祖国抗战，尽最大可能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从而确立了华侨领袖的地位。陈嘉庚是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他时刻关心着国家的前途和民族的兴亡。他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祖国和人民，他的拳拳爱国之心和殷殷报国之志，至今仍为后人敬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