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海外闽籍华裔正通过各种途径——有的带着一张照片、几封信，有的拿着一份扫描族谱，有的甚至只凭一段口口相传百年关于故乡的模糊发音——踏上“寻根问祖”的旅程。
　　福建是全国重点侨乡，据统计，目前闽籍华侨华人分布在全球190多个国家和地区，约有2000万人。随着中国综合国力提升以及免签范围不断扩大，尤其在东南亚，闽籍华人家族代际众多、情感浓厚，寻根意愿不断增强。
　　可喜的是，随着“寻根工程”的持续推进，福建持续完善相关服务体系，地方涉侨部门和单位、民间组织、志愿者团队积极行动，一个个温暖、感人的“ 回家故事”在八闽大地上演。
　　侨乡的热情在升温，服务体系在完善，但记者在调研中也发现：真正面对个体寻根需求时，“最后一公里”的难题依然普遍存在。一位基层志愿者形容得贴切：“我们在做的寻根寻亲是‘ 抢救性’的工作。每一个线索的拼接，仿佛都在解语言文字难题；每一次接到求助后，都在与时间和记忆赛跑。”
　　海外华裔寻根为何难？现实困境远比想象复杂。
　　“ 对于海外乡亲，寻根最根本的难题，是无从找起。”厦门市同安区华侨历史学会会长、寻根志愿者庄志鹏在采访中告诉记者，他接到的百余个寻根请求中，仅有一人带来了完整族谱，其余人往往“只知姓，不知村；只知口音，不会汉字”。许多早年下南洋谋生的福建侨民未曾留下详细记录，甚至因婚姻、国籍、记忆差错等原因姓名发生变化，导致后代连祖籍所在地、祖辈的真实姓名都难以确认。
　　即便掌握一些零碎线索，辨认也绝非易事。不少寻根人只能提供一段模糊的地名录音，往往还是混杂着闽南语、印尼语或马来语的模糊发音。厦门市思明区滨海街道侨联名誉主席、寻根志愿者陈有理回忆，曾有一位美籍第三代华人只记得祖辈曾提到家乡在“shang huan jiu bua”。陈有理只能根据闽南语语音找到几个语音相仿的村名，并借助古地图与现代地图比对，才推算出应是安溪县上苑村或周围村庄。
　　记者亲身参与过的几次寻根也都因福建地名变动频繁，旧称与现行相左而产生困难。例如，华裔带着“家乡是惠安”的印象乘兴而来，但惠安县域范围已然改变，长辈口述中的村貌更是完全变了模样。又如闽南地区同名村不在少数，还有同音雅化的现象，“尾”改“美”、“下”改“霞”等，加之缺乏专门的古今地名对照工具，不少寻根者只能“凭感觉猜方向”。“只有熟悉地方史、姓氏源流和移民脉络的专家才能凭经验摸索查证。”漳州地方侨史专家郑来发说。
　　墓碑，是不少寻根人寄希望的重要线索，但它的解读同样面临专业门槛。陈有理助人寻根20多年，许多求助者已是海外第六代以上，许多资料跨越200年至300年，难度极大。据她介绍，百年前，早期侨民墓碑刻有古汉语和天干地支纪年，若无文史功底与专业训练，常常“看得懂每个字，却不知道整体什么意思”。“连我们都读不懂，更何况是连中文都不会的海外华裔。”陈有理说。最终，在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的师生们的帮助下，她才终于解开了墓碑上的“谜语”。
　　更令人担忧的是，印尼、马来西亚等国家的华人义山、墓园正因城市开发逐步迁移，不少未被记录的碑文正在悄然消失。也正是看见了这些实物证据即将消失的危机，包括郑来发在内的多位福建民间寻根志愿者曾赴东南亚，抢救性拍摄华人的相关记载及文献资料等。郑来发回忆，当时只顾得上漳州本地，因为生怕“拍不完”。
　　与此同时，寻根人才也面临代际“断档”的现实。当前承担寻根服务的大多是年长志愿者，依靠个人经验、兴趣和长年积累维系工作。他们掌握大量独特线索和历史知识，但资料多存于个人笔记或电脑文档中，未形成公开共享的系统。多位受访者坦言：“等找不到村里了解情况的老人、等我们也干不动了，这些经验和线索可能也就断了。”
　　尽管困难重重，采访中多位专家与志愿者仍对未来路径抱有清晰判断：以数字化建设与网络化协作为突破口，推动“寻根工程”系统化发展。
　　他们认为，在数据层面，除了持续强化族谱资料整理与数字归档，还应扩大范围，涵盖墓碑铭文、信件档案、口述历史、古地图等多样线索，建立多维度可检索数据库；在组织机制上，需系统整合分布于各地的志愿者与宗亲会资源，推动民间协同、资源共享，构建高效服务网络。
　　此外，也有专家呼吁应引入专业的口述史与海外史研究视角，加强学界与寻根工作者之间的协作与对话，共同推动“寻根青年工坊”建设，吸引更多有志青年参与资料解读、经验记录与文化传播中来。
　　（朱婷 李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