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彩线轻缠红玉臂，小符斜挂绿云鬟。”苏轼笔下的端午，将一缕东方雅致凝固在千年时光里。端午作为中国最古老的节日之一，远非简单的粽子与龙舟所能概括。当我们拨开历史的烟云，会发现古人过端午，实则是一场融合了宫廷礼仪、文人雅趣、民间智慧的生活美学盛宴。
　　端午的起源说法众多，最为人熟知的是纪念屈原的说法。实际上，这个节日早在屈原去世前便已经存在，从最早的“蓄兰为沐”到明清时代的“女儿节”，历史悠久且从未中断过，并最终成为中国首个入选《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传统节日。据汉代史书记载，端午节始于夏商周时期的夏至节，因进入盛夏，炎热多雨，瘟疫流行。远古医学落后，就产生了祈求平安的宗教活动。于是，人们便有了把五月五日视为“恶月”“恶日”的禳灾观念。战国时代成书的《夏小正》明确记载五月“此日蓄药以蠲除毒气”，汉代《风俗通义》则记载了“五月五日以五彩丝系臂”的习俗。至唐宋时期，端午完成了从禳灾到审美的华丽转身。宋代时，端午是法定节假日，官员可以休假一天，《东京梦华录》记载汴京“自五月一日至端午前，卖桃、柳、葵花、蒲叶、佛道艾”，市井中已是一片节日诗意。
　　在唐代宫廷，端午是一场精心编排的生活戏剧。玄宗时期，宫中“端午衣”要用极珍贵的“蹙金”工艺，杜甫有诗云“蹙金孔雀银麒麟”。宋代宫廷的“天师艾”“艾虎”等装饰，将防疫用品升华为艺术品。最富雅趣的莫过于“赐扇”传统——太宗曾亲书“龙凤”二字于御扇赐予近臣，苏轼得到过“赤白桃李花”御扇，这些物件承载着超越实用价值的审美意趣。宫廷宴饮中，“角黍”要用金线缠绕，“粉团”需盛放在雕花漆器中，连饮酒用的“菖蒲杯”都要镶嵌珠宝。这种将日常物品极致艺术化的追求，展现了古人“器以载道”的生活哲学。
　　文人墨客也为端午注入了更丰富的文化基因。白居易在《端午日》中写道：“粽香筒竹嫩，炙脆子鹅鲜”，将味觉体验升华为诗意表达。明代文震亨在《长物志》中特别记载端午插花需用“菖蒲、艾叶、榴花、栀子”组合，追求“清供”之美。值得注意的是，文人过端午往往具有双重性——既参与“竞渡观舟”的世俗欢乐，又保持“焚香默坐”的精神超越。沈复在《浮生六记》中记述与妻子芸娘过端午：“取石榴、栀子插瓶，焚香煮茗，相与评书论画”，这种将节日日常艺术化的能力，正是中国传统生活美学的精髓。
　　不仅如此，端午习俗在民间更是展现了惊人的创造力。江南地区的“五毒饼”，将蝎子、蛇等形象转化为可食用的艺术；黄河流域的“艾虎香囊”，用刺绣将草药包裹成精美配饰。湖北秭归的“骚坛诗会”，农民在田间地头吟咏原创的端午诗词；浙江嘉兴的“子胥庙会”，将历史记忆融入节庆活动。这些习俗共同特点是：将实用功能（驱毒避疫）与审美追求完美结合。正如《荆楚岁时记》所载，即便是“斗百草”这样的游戏，也发展出“文斗”（比植物知识）与“武斗”（比草茎韧性）两种形式，前者培养自然观察力，后者锻炼动手能力，暗含教育智慧。
　　从宫廷到民间，端午始终是中国人调和自然与人文关系的特殊时空节点。在这个数字时代，我们或许不必完全复刻古法，但可以继承那份将生活艺术化的能力——在快节奏中保留片刻的诗意沉思，在实用主义盛行的时代守护审美的心灵。当我们在门前挂一束艾草，在案头摆几枝菖蒲，实则是在延续一种古老而珍贵的生活哲学：用美的仪式，安顿生命的躁动。
　　（韩惠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