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嘉庚组织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视察团回国（1940年）。

　　全面抗战爆发后，前线医疗用品需求剧增，而沿海城市相继陷落，交通阻绝，经济生产和对外贸易趋于停滞，医药用品长期处于紧缺状态。
　　1939年，抗战局势日益焦灼，医疗用品的极度匮乏导致前线伤亡增加、军心动摇。为筹措物资，国民政府向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即“南侨总会”）主席陈嘉庚求援，希望其协助提供“大宗药品，如金鸡纳霜、匹灵片、仁丹及救伤绷带等”。陈嘉庚当即应允，交办香港方面购寄绷带，并经印尼40余处慈善机构购赠5000万颗金鸡纳霜，仅用3个月即募足物资，寄交回国。他甚至在新加坡租赁厂房、购置机器，预备生产阿司匹林和仁丹，以供应国内战时需求，但该计划因马来亚出口管制而被迫搁浅。抱憾之余，陈嘉庚发现中国西南腹地药材丰富且资源集中，遂产生“将机器移往重庆制造”的想法。
　　当时，内陆地区工业基础薄弱，难以满足战时生产生活需求。为吸引侨资回流参与建设，国民政府先后颁布《非常时期华侨投资国内经济事业奖励办法》等制度，但因国内政治腐败、战乱频繁且金融秩序紊乱，不少华侨因此心存疑虑、徘徊观望。1940年3月，陈嘉庚组织南洋华侨慰劳视察团回国，赴各省“慰劳忠勇抗战之将士及遭受痛苦之民众”。在重庆，他参观了化学制造厂、造纸厂、炼钢厂、军械厂等十余处工厂及工业合作社，对后方工业体系构成及华侨投资事业形成了一些看法，认为投资祖国需集合华侨大众之力，只要“国内政府信用甚孚，或社会组织健全可靠，能有可靠门径，复有获利希望”，“不患目的不达也”。
　　为支援祖国抗战、坚定华侨投资信心，陈嘉庚毅然决定在重庆开设药厂，生产特供军需之药品。考虑到“自立门户恐事烦费重，亦且太迟”，他选定了规模相当、基础良好的中国药产提炼股份有限公司为合作对象。该公司主张以川陕甘等地优质本土药材化制西药，陈嘉庚对此法颇为赞许，认为“此项事业，应积极推展，以挽回利权，救治疾病”，当即决定由南侨总会、集美学校各认股25万元，原股东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川康平民商业银行等增资至50万元，在重庆沙坪坝中渡口改组成立公司，并委托闽籍华侨侯西反作为南侨总会、集美学校之全权代表，聘任留德学生郭兆麟为公司经理，由其负责药厂生产经营各项事业。
　　公司成立时，设有研究室、制造室、办公室、烘房、仓库、职工宿舍等，因政府对侨企、药企积极扶持，取得了一定成绩。公司融合中医传统验方及西医炼制技术，生产十滴水、普利咳露、安琪灵、钾皂、复方大黄散、豆蔻酊、桂皮酊、番椒酊、桔梗酊、姜流浸膏、麻黄流浸膏、杏仁水、远志糖浆等中成药，甘草粉、大黄粉、五倍子粉、龙胆粉等中药原料，以及鞣酸、没食子酸、碳酸钾、无水氯化钙、烤胶、次硝酸铋、氨水、硫肝等化工原料，最多时可达91种。
　　1942年4月，国民政府卫生署、中央防疫处、中国药产提炼公司和国立药专药厂等39个单位在重庆联合举办国产医疗药品器材展览会，共展出国产化学药品614种、生药378种、生药标本76种、生药写生图216种、麻醉药品13种、血清疫苗32种、诊断及试验用的生物制品24种，引起良好反响。公司还积极参与群众性经济组织，与中央大学、南开中学、中工职校、红十字会、大西南制药厂、重庆医院等单位一同加入了重庆沙坪坝消费合作社，与当地居民、机构共享平价产品及销售分红。
　　遗憾的是，中国药产提炼公司在经历短暂的发展后，很快因管理混乱、经营不善而陷入困境。经理郭兆麟怠惰因循、监守自盗，导致公司设备空置、产品积压、原料损耗。1942年初，药厂生产停滞、亏损严重，已濒临破产。为挽救事业，董事会又任命留德学生、集美学校校友蔡喆生为公司经理，但因宿弊难清，各项业务亦难有起色。
　　1942年8月，陈国庆（陈嘉庚第五子）到重庆调查药厂事务。彼时，陈嘉庚为躲避日军迫害，避难印尼，数月来杳无音讯、生死未卜。当看到父亲未竟之事业已衰败至此，陈国庆痛心不已。他深知陈嘉庚殷殷垂念之事，便是重建华侨对祖国之信心，认为药厂如经营失败“实影响将来华侨有意在祖国投资之意义”“华侨因此将能与国内之感情发生误会”，他说，“家父终身抱负则为国家社会利益以效劳，别无所求，故倾全力于教育及救国，之外即注重生产事业，一方可以收利，一方亦可以栽培人才，其在国内作药产之提炼，则本此之旨趣，是药厂绝不可灰心而放弃也”。
　　为“集中侨胞之资力与人才，扩大组织”，1943年4月，在侯西反、陈国庆的努力下，最终由华侨建设股份有限公司承买原银行界各股东股份，公司因此得以改组。陈国庆审时度势，对药厂作出了诸多改进设计。人事上，任命德国柏林大学化学系博士、菲律宾华侨黄衡禄为厂长，其曾任德国威廉皇家学院研究员，在军政部军医署陆军制药研究所、卫生署麻醉药品经理处任职，于针剂制造颇有经验；分设厂务部、营业部、医务部、会计室、秘书室、工厂，裁撤冗员。管理上，规定凡货物、款项，必须按流程逐级审批后凭单据领取，并按月编制财务报表，以杜绝舞弊行为。生产上，调整制造方向，着重生产针药及化工原料；设中药部，以陈嘉庚推崇的中医典籍《验方新编》为参考，制造“已有经验特效药及仁丹、八卦丹等”。销售上，聘请外埠代理人推销公司产品，积极争取印度药品在中国的销售代理权。
　　上述计划如能实施，公司事业之振兴本颇有希望。但时值抗战后期，后方工业原料、能源供应日益紧张，恶性通胀加剧，物价飞涨，重庆工业发展已颓势难挽。1944年，因流动资金不足、融资失败，各项业务难以推动实施，公司最终将全数股份转让华侨建设公司。
　　中国药产提炼公司诞生于硝烟弥漫、民穷财匮的烽火岁月，凝聚着南洋华侨抗日救亡、实业报国的赤子之心，虽受历史因素所限，发展道路坎坷多舛、起伏波折，但其秉承陈嘉庚“济世利民”理念，在大后方精研药剂、祛病救伤、为国纾难，在抗战史上书写下南洋华侨丹心报国的一段佳话。
　　（潘荫庭/文 集美校委会、陈嘉庚纪念馆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