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世纪东亚、南亚的贸易地标。

    ▲1684年千呆禅师绘魏之琰像。     （图片来源：饭冈直子，《学者与豪商：魏之琰与东京和长崎的丝绸贸易》）

    ▲2019年《魏氏乐谱》演出的主创团队，右五为魏氏后裔魏若群先生，左五为《魏氏乐谱》整理者漆明镜教授。 （周世玉摄）

　　他是出身于福建福清的大海商，纵横17世纪的东亚海域30多年，赫赫有名的荷兰东印度公司也要避其锋芒。他更是中华文化的传播者，不仅邀请黄檗隐元禅师东渡长崎，还将明代传统礼仪音乐传入日本，其后人编撰整理的《魏氏乐谱》，是难得一见的有板有眼的工尺谱，让今天的人得以“按图索骥”还原明代音乐的样貌。但除了相关学术界，魏之琰这个名字，依然少有人知。
　　魏之琰活跃在17世纪中晚期的东亚、东南亚海域。当时，这片地区已经呈现出“全球化”的初步面貌。他和他的哥哥魏之瑗经营着从日本长崎至安南国（越南古称）的丝绸贸易。他们每年1-2月份乘着东北季风，沿着中国漫长的海岸线向南航行，经过海南岛的南部和越南海岸线到达北越，经由内河抵达贸易城市宪庯（ ,在今越南兴安省）购买生丝和各种丝织品，待到七月再抓住西南季风的尾巴返回长崎。
　　他们既是日本皇室、幕府等统治者和富裕阶层高端奢侈品的买手，为日本丝绸产业提供持续不断的货源，也是安南国重要的白银、黄铜贵金属的提供者。在此过程中，他们还要与远道而来的荷兰东印度公司展开激烈的商业竞争。
　　原本，在丝绸产业的世界地图上，越南是可以忽略的点。众所周知，中国的江南一带是全世界最重要的生丝和丝绸产地。但是，随着清军入关，原本富庶的江南经济社会遭到破坏，逼迫从事海上贸易的商人们将目光投向越南。
　　17世纪40年代，荷兰东印度公司开发了越南的生丝原料市场，几年后，以福建泉州籍的郑氏集团、福州福清籍的魏氏兄弟为代表的中国贸易商也加入了竞争，很快荷兰人就败下阵来。1647年-1648年，豪横的中国人连续两年以高价“扫”光了安南市场上质量最高的丝制品，剩下的才留给荷兰人。1653年，荷兰人终于凑齐了25万两资金，但这一年五艘来访的中国帆船一口气拿出了40万两白银。
　　尤其是，到了60年代，郑成功率军收复了台湾，让荷兰人丢掉了东亚最重要的贸易站和补给地。为了重组他们的亚洲业务，他们铤而走险，计划夺回安南丝绸贸易的控制权。他们不敢打郑氏集团的主意，就把矛头对准了魏之琰的帆船。
　　1664年5月，荷兰东印度公司在巴达维亚的总督下令炮舰“胡赫兰登号”在宪庯通往入海口的内河巡航，阻止完成交易的两艘魏之琰的风帆入海返回长崎。他们认为，一旦这两艘船无法回到日本，幕府将会对魏之琰的商业信用产生怀疑，加上购买丝绸和生丝的资金无法及时回笼，一定会对魏之琰的生意造成严重的打击。
　　不过，令荷兰人没有想到的是，比魏之琰更着急的是安南国和日本的统治阶层。一方面，日本官员在魏之琰的船队中有股份，因延期而造成损失是他们绝对不愿见到的。另一方面，由于当时的安南国处于南北交战的状态，北越的统治阶层需要大量的白银充当军费，如果丝绸市场失去了魏之琰的有力竞争，将会由荷兰人获得定价权，对丝绸产品的销售价格明显不利。
　　另外，无论是日本还是安南国，都处于同一个中华文化圈中，它们对中国商人更为友好，连荷兰人都承认，在与安南国和日本的贸易中，“懂中文是一种优势”。
　　于是，好笑的一幕上演了。虽然两艘商船被困回不来，可身在长崎的魏之琰仍在不慌不忙地造新船。第二年，新船造好，开往安南国，照样贸易。而北越的统治者特意为魏之琰的帆船颁发了特许通行证和船旗。在此强势的态度下，荷兰人不得不撤出炮舰，放任魏氏的帆船入海。
　　1664年的安南内河航道上，一艘荷兰炮舰对两艘中国风帆历时2年没有硝烟的“禁运”，随着时间的流逝已经不再被人记起。可它展现了17世纪全球化初期两个大型商业集团在亚洲海域的正面交锋，一个是以家族、地域为纽带的福建地方商帮，一个是举国之力打造的跨洋商业“巨舰”，他们所要争夺的是世界丝绸的产地归属。经此一事，魏氏帆船在安南国再无阻碍，而荷兰东印度公司眼见占不到便宜，明智地选择了避让的策略，转而到孟加拉开发新的丝织品产地。
　　1664年还发生了另一件事。隐元禅师在日本京都宇治的黄檗山万福寺给魏之琰写了一封信，隐元禅师写道：
　　然此时唐土正君子道消之际，贤达豪迈之士尽付沟壑，唯吾辈乘桴海外得全残喘，是为至幸。
　　从这封信中，我们能看出隐元将魏之琰视作乘桴海外的同道中人，他们是福清老乡，先后离开故土，在海外“得全残喘”，其中惺惺相惜之意，溢于言表。
　　实际上，魏之琰不仅是隐元的老乡，还是福清黄檗山万福寺的大檀越。他所在的长崎福清华侨社团，更是力邀隐元东渡的幕后推手。
　　早在16世纪，长崎就是海外华人的主要中心。到了17世纪中叶，由于日本锁国政策的实行，只有中国和荷兰商人才能在长崎一地进行进出口贸易。而魏氏兄弟，就是久居长崎、专营对日贸易的海商集团领导人。
　　随着中国人在长崎的聚集，中国佛教也随之传入。长崎最古老的寺庙是兴福寺，是浙江、江西和江南地区的侨民建立的，也被成为南京寺。不久之后，闽南的移民建立了福济寺，也叫泉州寺、漳州寺。1629年，福清、闽侯和长乐的侨民在长崎建立了第三座寺庙——崇福寺，也被称为福州寺。在建立之初，福清魏氏家族就与另外三家（王、何、林）给予了最大的支持。
　　如今在长崎崇福寺中，依然保留了许多魏氏兄弟捐资修造的文物，如崇福寺梵钟的铭文记录了魏之瑗于1647年时出资一百五十两白银参与了捐铸，为捐资者中最多。承应三年（1654年），隐元禅师最终决定接受长崎兴福寺住持逸然性融之邀东渡日本弘法，次年隐元禅师出任崇福寺住持时，迎接隐元禅师晋山的檀越代表中就有魏之琰。
　　魏之琰一生以“明人”自居。据记载，作为长崎巨富，他的宅邸“凌云阁”是一座明代中式风格的建筑，亭台雕栏均斥巨资由中国运来。他前往日本时还携带了明代的乐器，在家中教授两个儿子学习明朝学校的音乐，感怀家国之情。
　　他与明末著名的反清志士朱舜水交情不浅。朱舜水寓居长崎期间写有《答魏九使书》（“九使”为魏之琰别称），其中记录了向与水户藩主德川光圀相厚的魏之琰寻求帮助的情况。后来，朱舜水被德川光圀礼聘为宾师，在江户和水户之间讲学传道。他的朱子学说在日本开花结果，不仅促成日本学术史上影响深远的“水户学”的发育、成熟，也使儒家文化在海外焕发出别样生机。
　　而魏之琰自己，“无意之间”也成了中日文化交流的使者。在长崎时，他热心当地公益事业，他对长崎社会的贡献使其在日具有很高的名望，更受到了统治阶层的重视。1672年，魏之琰应内里（皇宫）邀请前往京都御前演奏明乐，使明乐开始逐渐流行于日本贵族阶层，因此他也被称为“日本明乐之祖”。
　　在魏之琰去世后，他的四世孙魏皓在日本京都传授讲习，让明乐的影响力逐渐扩大，拥有了以画家宫崎筠圃为首的多达百余人的门生，受到了关白大臣近卫内前的欣赏。在近卫内前的授意和推动下，明乐风靡于京都贵族阶层间，自王侯以至士人受其传者可以百人计。在学徒不断增多的情况下，为减免抄写乐曲的不便，魏皓编辑刊行了《魏氏乐谱》。除乐谱外，还有记载明乐演奏使用之乐器和表演形式的《魏氏乐器图》。
　　《魏氏乐谱》中收录的明代乐曲，在国内多已失传。清末，一些留日学生将其中若干篇传回国内，逐渐引发国内音乐学者，如古琴大师杨荫浏先生等的重视。因《魏氏乐谱》除了用工尺谱标记音调外，还注明了“板”“眼”节奏，成为了复原明代乐曲的重要资料。2011年，上海音乐出版社出版了漆明镜先生的《<魏氏乐谱>解析·凌云阁六卷本全译谱》。自此，大海商魏之琰17世纪中叶传入日本的“明乐”终于再次呈现在中国人眼前。
　　魏之琰与兄长合葬于日本长崎，他的后人生活在日本，改日本姓“钜鹿”，源自中原魏氏一族的发源地。（赵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