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学者艾丹妮的《黄嘉略：太阳王的中国翻译》，出版于1985年。

    黄嘉略关于中国的作品影印本，法国国家图书馆    写本部藏。

    汉学家傅尔蒙出版的《中国官话》

　　他是用法语编写汉语字典和汉语语法的第一人，他是向西方介绍汉字部首的第一人，他是向西方介绍中国诗歌、戏曲和音乐的第一人；法兰西路易十四“太阳王”钦点他为王室翻译；两位法国学者弗雷莱、傅尔蒙在与他共同工作多年以后，成长为法国第一代汉学家；孟德斯鸠以《波斯人信札》为时人瞩目，以《论法的精神》为扛鼎之作，这两部作品中有关中国的知识，均得益于他的帮助。
　　他出生于福建莆田，自称凤山黄日升，在学术界，根据其法文名字（ArcadeHoamg）往往称他为黄嘉略。他的档案资料保存在巴黎国家图书馆、巴黎天文台图书馆等学术重地，可是，在他的祖国，他的名字却罕为人知。
　　根据自述，1679年11月15日，黄嘉略出生在莆田兴化府凤山一个富户家庭。少年时，他一边学习中国传统经典，一边与当时在中国的传教士学习拉丁文。这一阶段的学习经历，为他之后成为中法文化交流的桥梁奠定了基础。
　　1701年，黄嘉略跟随传教士梁弘任（ArtusdeLionne，路易十四的外交大臣于格·德·里昂之子）前往罗马。罗马的使命完成后，两人于1706年年初抵达巴黎。黄嘉略的到访，让整个法国上流社会都激动起来，整个巴黎的沙龙都为他敞开怀抱，社会名流以与这位时年27岁的中国先生一晤为荣。没过多久，路易十四便任命他为御用翻译。
　　法国上层社会对黄嘉略的接纳，反映了当时法国对中国文化的崇慕。其时，“中国风”在法国方兴未艾。上至君王，下至平民，几乎无人不对中国怀有强烈的兴趣。来自中国的商品受到无比欢迎，有关中国的消息和知识不胫而走。1700年新年，凡尔赛宫举行了一场以“中国之王”命名的盛大舞会，路易十四坐在一顶中国风的轿子里来到会场，博得满堂彩。而远在中国为康熙皇帝效力的传教士白晋（JoachimBouvet），1697年送来一本展示了中国王公贵族和官员服饰的画册，这些服装样式很快引发上流社会的争先效仿。
　　法国人对中国的兴趣，并不只停留在时尚层面，更有欧洲国力竞争的深层原因。18世纪初，法国的远东贸易落后于荷兰、西班牙等海上强国，随着1703年法国与中国的直接贸易逐渐开展，语言不通和对中国缺乏了解，对扩大贸易造成了障碍，掌握汉语和中国常识变得越来越迫切。最令法国人倍感压力的是，与法国的“中国学”尚未起步不同，相邻的德国在一众学者的努力下，已经有了相当重大的成果。其中最著名的，是莱布尼茨在1697年出版的《中国近事》。
　　因此，无论从商贸还是从文化上看，这位既通拉丁文，又知晓中国情况的黄先生，无疑成为了法国执政者破解中国之谜的钥匙。
　　法国王室学术总监、法国科学院院长比尼昂（Bignon）是黄嘉略的推荐人和保护人，在他的安排下，黄嘉略不仅成为了王室翻译，负责将海外传教士送回来的中国文献翻译为法语，还承接了“法汉字典”和“汉语语法”两个重大项目。为了保证项目进展，比尼昂特意安排了两位学者弗雷莱、傅尔蒙当他的助手。
　　学一门语言，当然必须掌握它的基础——字。欧洲的文字由20多个字母构成，而汉字数量要多得多，简直如同天书一般。在18世纪初年，法国甚至整个欧洲尚无一部可以帮助学习汉语的字典。
　　黄嘉略所编写的《法汉字典》手稿藏于巴黎国立图书馆东方部。这部未完成的作品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401字，是用音序排列的，第二部分5210字，是用部首排列的。有这样的改变，是因为弗雷莱看了第一部分后，认为不习汉字的法国人无法按照汉字读音进行检索，建议他改用易用视觉识别的部首进行排序的结果。
　　黄嘉略并不满足于编“字典”，而是将这部作品打造为一部介绍中国文化的“辞海”。例如，他为“山”所写的释义是这样的：
　　山，中国有五座名山，分别位于中国四方，最著名的是泰山，位于东部。泰山用来称呼岳父，也就是说，当一个人在与别人谈话提到对方岳父时，法国人通常礼貌地说“votrebeau-père”，中国人则说“令泰山”，意思是，岳父如同五岳之首泰山一样崇高。泰山还用在一句谚语中：“有眼不识泰山”，这是指一个人不知道某位非常有名的人，一座高山就在你眼前，而你居然视而不见。
　　从字典的功用上，用法文来解释“山”就够了，但黄嘉略却做了那么多常识性的解释，很显然，他考虑的是尽可能让法国人更多地知道有关中国的常识。
　　而他编写的《汉语语法》则是更艰难的挑战。因为在当时的中国，并没有系统的语法概念。他没有任何先例可以遵循，一切都要从“什么是语法”学起。因此这部作品见证了中法两国学者互相学习的过程。
　　该作品的第一部分为语法，分为语音、词法、句法。
　　在语音部分不仅讲解了汉语的元音和辅音，还重点介绍了“儿”化音。
　　在拼音方面，他介绍了中国通用的“反切”法，即用一个字的“声”和另一个字的“韵”和“调”来拼合出被注音字的读音。
　　在词法方面，他阐述了虽然汉语无词形变化，但可以借用词序和助词，表达能力丝毫不弱于有词形变化的欧洲语言。
　　在句法方面，他没有做理论性的阐述，而是采用大量会话和应用文实例作为说明，他指出汉语只有通过大量听说实践，才能真正掌握。
　　在与黄嘉略工作的过程中，弗雷莱、傅尔蒙逐步加深了对中华文化的认识，成长为法国第一代汉学家。
　　在繁重的工作之余，黄嘉略还经常接待法国学者们的来访。植物学家茹西欧、以翻译《一千零一夜》名动一时的学者加朗、对中国占星历法特别感兴趣的天文学家德利尔等都曾受到过黄嘉略的影响。而其中最有名的，当属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
　　孟德斯鸠比黄嘉略年轻10岁。他在1713年拜访黄嘉略的时候年仅24岁。据估计，孟德斯鸠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一共拜访了黄嘉略七次，结下了深厚的友情。黄嘉略为孟德斯鸠介绍了中国古代信仰，分析了中国人的性格，介绍了中国的司法和科举制度。有趣的是，为了说明汉语的结构，黄嘉略在孟德斯鸠的面前唱起了一首民歌，而这首歌正是取材于中国传统戏曲《荆钗记》中钱玉莲和王十朋的故事。
　　孟德斯鸠将谈话内容整理为三次记录，装订成册，冠名为《关于中国问题与黄先生的对话》。据《孟德斯鸠全集》的编辑马松（A.Maçon）的研究，他在酝酿《波斯人信札》时，黄嘉略的谈话给了他很大的启示。书中的人物于斯贝尔便是以黄嘉略为原型的，《信札》中至少有五处直接取材于他们的谈话。此外，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中有六处直接引用了他们的谈话内容。
　　1714年初，孟德斯鸠离开巴黎返回家乡料理父亲的丧事，之后他便再也没有机会见到他的中国朋友。1716年10月，黄嘉略在塞纳河左岸的寓所中去世，年仅37岁。因为繁重的工作和长期患有肺病，他已多年没有回过故乡，只能在日记中自称“莆田先生”“中国先生”聊表慰藉。在他的《汉语语法》讲解“巴不得”这个词组的时候，他举的例句是：
　　“我巴不得今在中国。”
　　（赵凯）